在我们党领导的长期游击战争中，各个革命根据地在分散的情况下，曾出现过带有小团体主义和宗派主义性质的山头主义，严重损害着党的团结统一。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见微知著，他尊重实际，照顾山头，更着眼大局，消除山头主义，最终在党的“七大”前后成功解决了这一影响党的事业健康发展的新课题。今天帝哥就来说说毛泽东和“山头”的故事。
1935年9月，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下辖一、二、三纵队，彭雪枫任司令员，李富春任政委，刘亚楼任副司令员，萧劲光任参谋长，罗瑞卿任政治部主任。出任二纵队司令员，是彭雪枫军事生涯达到的第一次高峰。
但彭雪枫一上任，就遇到了难题：一方面，二纵队是在原红三军团的基础上整编而成的，但刘亚楼、罗瑞卿等纵队领导都来自于红一军团，这引起了原红三军团指战员的不满；另一方面，纵队的主要领导都是血气方刚的年轻将领，他们在工作中难免出现分歧和矛盾。这个问题一旦处理不好，就有可能影响到原红一、三军团的团结。彭雪枫经过再三考虑，决定找毛泽东谈一次。
11月30日，毛泽东却先找彭雪枫谈话了，他开门见山地说：“最近我听到一些关于二纵队不团结问题的反映，今天想找你谈谈这个问题。”
彭雪枫说：“之前部队进行整编，恢复了一军团的编制，却撤销了三军团的番号，把三军团编为一军团的一个师，这样原来三军团的指战员就难免产生情绪了，为什么要这样改编呢？二纵队组建后，又有部分指战员对纵队主要领导成员的组成有意见，他们说三军团缩编以后，原有的干部都用不完，为什么领导干部还要从一军团派过来呢？”
毛泽东听后大怒，直接拍了桌子：“这是山头主义，完全的山头主义！”
彭雪枫也火了，他也把桌子一拍，然后说：“只有山头，却不存在主义！”
毛泽东看着眼前的爱将，气消了几分，他说：“我倒要听听你这只有山头、没有主义的宏论。”
彭雪枫说：
1927年，您率领秋收起义的队伍上了井冈山，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农村根据地，这也是我党建立的第一个山头。此后全国各地发动了上百次武装起义，建立了大大小小一批根据地，每一块根据地都是一个山头。
就各个根据地而言，它们没有各自的“主义”，它们只是革命队伍中的一个单位、一个部门、一个组成部分。这些兄弟单位、部门之间有时也会有利益之争，充其量不过是单位“主义”、部门“主义”，而不应该叫“山头主义”。如果动不动就给扣上“山头主义”的帽子，那我们就不好说话了。
毛泽东听后沉默了一会，最后缓缓地说：“你讲得有道理，也可能你是对的……”
通过此次长谈，毛泽东对彭雪枫敢说真话的高尚品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在不久后安排彭雪枫进入“抗大”深造，并在此后屡次对彭雪枫委以重任。
高岗是陕北红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抗战全面爆发后，毛泽东把他调到了延安，并让他出任边区保安司令部的司令员，隶属于八路军留守兵团。时任留守兵团司令员的萧劲光和高岗接触了一段时间后，认为他政治水平低，计较个人得失，品质也不好，便有些瞧不起他。有一次，延安机场要进行抢修，萧劲光派高岗去进行督促，但高岗没能按时完成任务，萧劲光对他发了火，高岗在心里暗暗把这笔账记了下来。
后来高岗升任西北局书记，尽管他的职务在萧劲光之上，但留守兵团归中央直属领导，与西北局没有隶属关系，因而萧劲光也就没有经常向高岗汇报工作。时间长了以后，高岗不满意了，他认为萧劲光不尊重他，并把这些情况反映到了毛泽东那里。
毛泽东了解了此事后，专门把萧劲光叫了过去，批评他说：
军队离不开地方的支持。部队驻在哪里，就要尊重哪里的地方政府；军队和地方关系出了问题，军队首先要作检讨；军队和地方闹矛盾，军队要多作自我批评。这是一条原则，什么时候都必须坚持的原则。现在我们中央机关驻在这里，连中央决定的事情也要通过一下西北局，你留守兵团决定的事情，怎么能不通过西北局呢？
最后毛泽东还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萧劲光，你是个大知识分子！”
萧劲光起初不明白毛泽东的意思，但经过细细回味才想通了，原来毛泽东的话是一语双关：一是说像自己这样上过高级中学，又出国留过学、吃过洋面包的人，在当时部队很少，应该算知识分子；另一方面是提醒自己，不要太书生气，办事情处理问题要注意灵活性，学会协调疏通关系。
不久以后，萧劲光不仅向毛泽东作了认真的检讨，还主动向高岗作了自我批评。
1945年4月，党的“七大”召开期间，党内许多人认为中央委员会的选举不应该照顾山头。针对这种观点，毛泽东说：“这也是一个理想，但事实上行不通，事实上还是要照顾才好，照顾比不照顾更有利益。我们要肃清山头主义，就要承认山头，照顾山头，这样才能缩小山头，消灭山头。”
正是在毛泽东的坚持下，此前曾犯过错误的王明和博古仍被提名为中央委员的候选人。“七大”投票选举中央委员的那天，毛泽东专门来到了会场，他问记票员高扬文：“王明和博古的得票情况怎么样？”
高扬文回答说：“票数还未统计完，他们两人的得票情况都不太理想。”
毛泽东沉思片刻后说：“最好能选上。‘七大’是一次团结的大会，犯了错误的人也有代表性，我们不要把犯过错误的人推出去，而要团结他们，犯了错误，改了就好。”
随后毛泽东不再问话，他平静地坐在那里，耐心等待着计票员们把选票统计完毕。最终王明和博古都被选为中央委员，但票数位列44名中央委员的最后两名，毛泽东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
最终在“七大”新当选的77位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中，中央及军委机关18人，占23.4%，陕甘宁边区9人，占11.7%，八路军前方总部、华北各战略区22人，占28.6%，华中和新四军15人，占19.5%；国统区11人，占14.3%，在苏联的2人，占2.6%。正是由于毛泽东的远见卓识，使选举出的第七届中央委员会成为了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领导群体。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