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父亲万福麟，是吴俊升的心腹大将，人称“东北五虎将”之一，曾官至陆军二级上将。
然而，这个家庭背景并没有给他带来太多的好处，新中国建立后，他凭借个人努力，成为副国级干部，又光耀了祖宗一把。
他是谁？
他叫万国权，1919年生于吉林洮南市。
在父亲的荫庇下，万国权曾度过一段富足而快乐的时光，可这也截止到他12岁那年而已。
1931年，日军入侵东三省，东北军入关，不久后土崩瓦解。
万国权一路跟着父亲从东北逃到北平，后又逃到上海、江西，一路颠沛流离，无法安定。
后来，他们又辗转来到重庆，在一个简易的房子里住了下来，这才得以安稳。
1940年，万国权考入重庆中华大学（今华中师范），就读于工商管理系。
此时，他已21岁，爱国的血脉已被唤醒，因此也跟着同学们走上街头，喊口号，示威游行，贴标语，呼吁抗日。
1945年，日本投降，他前往天津，进入天津利中酸厂工作。
他暗暗发誓，要用自己的双手创造财富，重振家业。
1949年，中国改天换地，不少人纷纷离开大陆，万国权也做了一番考虑。最后，他选择留下来。
他觉得，在哪里的发展都是发展，为新中国的建设做贡献，或许才是此生最有意义的事情。
50年代初，三大改造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万国权积极响应国家号召，让自己所管的产业与公家合并，进行公私合营。
他如此积极，自然得到了国家的扶持。
1957年以后，他被接纳到公务员行列，出任工业局副局长、工商联主任委员、工商联秘书长等。
在担任副局长期间，他基本上很少在办公室里呆着，经常深入企业调研，观察最一线的状况。
他观察得相当仔细，竭尽全力调节和把控好生产节律，将所得数据整理成报告，然后呈交上去，给经济战略政策的调整、部署提供参考。
他还主动给各企业牵桥搭线，让资源得到合理统筹，并帮助他们解决一些难题。
他的这些努力，得到了工商联的重视，因此才将他拉到工商联工作，让他在一些关键岗位上发挥作用。
改革开放后，中外交流慢慢成为主流。万国权迎着时代，积极为天津地区引进当时最前沿的技术，提高生产，提升产品质量和附加值。
1994年，他又一次得到更大的发展平台，被增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跻身副国级干部行列。
这年，他已75岁，但干劲依然很足。
他还是像以前一样，不辞劳苦去做调研，参加会议，总结经验，吸纳意见，然后为国家建言献策。
1997年以后，他出任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协助国家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为祖国的统一而努力。
2017年3月23日，他终究还是走了，因病重而离世，享年98岁。
他的离开，或许很多人并不知道，但许多知道和与他接触过的人，都深深地感到惋惜。
虎父无犬子，他走到了比父亲更高的一个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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