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你会想到什么？很多人的第一印象，要么是蒋介石在南京发动的“四一二政变”；要么是汪精卫在武汉发动的“七一五政变”。
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的条件反射，是因为很大一部分人受到了中学历史教材的影响。在历史教材中，这句话出自汪精卫之口，是汪精卫在发动“政变”之时，用以鼓动人心的口号。这也是很多人觉得“汪精卫必须背这个锅”的主要证据所在。
如果说汪精卫为这话承担一定的历史责任，是有“官方根据”的，那蒋介石为这句负责，则是一个纯粹的误会。1927年，蒋介石肆意屠杀共产党人，很多人觉得可以用“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来形容蒋介石的政策，但渐渐地就有一部分人认为这话出自蒋介石之口。
事实上，在1927年，蒋介石实施的手段是清党，即抓到就杀；而汪精卫在武汉实施的政策则是“分共”，即把CP分子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中踢出去，手段相比于蒋介石温和多了。但无论蒋介石还是汪精卫，对待CP分子，都没有说过要“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
说这句话的另有其人。
1、大权独揽的新桂系
1927年8月13日，蒋介石经历了以李宗仁、白崇禧为代表的新桂系的“逼宫”，和被其视为腹心的何应钦的背刺后，走投无路，只得通电下野，恋恋不舍地结束了自己的军政生涯。
蒋介石走后，新桂系们在谭延闿、孙科等人的帮助下，在上海结识了“西山会议派”。
西山会议派，简称西山派，以张继为首，包括林森、邹鲁等人他们都是同盟会时代的老人，因反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而逐渐走到一起国民党内部团体。
孙中山逝世后，他们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建灵柩前开会，坚决反对共产党及与共产党之间的合作，因此被称为“西山会议派”。
虽然西山派都是国民党的元老级人物，但因为手里没有实际的兵权，在那个军阀混战的年代，他们的声音并不被国民党内部的实权派所过多关注，因此这群空有政治资源的老人们在国民党内过得十分不得意。
新桂系的到来，让这群老人们看到了“实现自身崛起”的希望。此时的新桂系，经过北伐战争，逐渐壮大了起来，由一个原来的一个军已经扩张成了两个军，但他们也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在国民党内的根基很浅。
双方会晤及简单了解后，都觉得自己发现了“命里的那个她”，且都作为职场上的老油条，基本不需要有什么心理上的负担，就决定互相合作、共同进退了。
而蒋介石下野后，在冯玉祥的调停之下，宁汉对立的局势也逐渐缓和了下来。此时，国民党要员齐聚上海，除了蒋介石还在赌气未到，蒋系、汪系、西山派、新桂系的重要成员多半在沪。
经过几天的会谈，各方决定组建“特别委员会”（简称特委会），作为国民党的最高政治领导机构，同时宁汉政府合并改组，由特委会另行选举政府成员。
9月15日，特委会召开成立大会，由谭延闿主持会议，张继做政治报告，会议同时任命了一批国府政务委员和军委会成员。汪精卫虽然也是国府政务常委，但却失去了控制权。
与汪系一派相反，新桂系在西山派的帮助下，赢得了彻底的胜利。南京政府表面上由谭延闿、李烈钧主持，但实际上一举一动都要遵循“李白”的意思。军委会的情形亦是如此。
军委会一共有三个常委，分别是程潜、何应钦、白崇禧。但此时的程潜已经没有了军队，自然不会被新桂系放在眼里，何应钦虽然掌管着第一军，但由于不是新桂系的成员，“李白”也始终不拿他当自己人看待。因此，军委会实际上只有新桂系的“一家之言”。
2、挂湖北羊头，卖广西狗肉
新桂系得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进行西征讨伐唐生智。
蒋介石下野后，唐生智趁孙传芳从龙潭南下、威逼南京、何应钦的第一军和桂系第七军防守南京之际，占领了安庆、芜湖一线，且拒绝了李宗仁请求撤兵和驻扎在巢湖的建议。
安庆、芜湖等地连同整个安徽在内，早就被新桂系盯上，成为其“俎上之肉”，唐生智趁机占领，早已惹怒了新桂系。但彼时的新桂系无暇东顾，现如今他们腾出手来，自然要收拾唐生智、夺取地盘。
唐生智的部队，号称有一百个团，但主力其实只有三个军，剩下的都是一些乌合之众，平时欺负一下老百姓还行，真打起仗来是没有什么战斗力可言的。且唐生智的三个主力军，分别驻扎在武汉、安庆、芜湖三座城市，兵力非常分散，形不成强有力的作战力量。
因此，新桂系的西征军一路西进，势如破竹，不出一个月就到了武汉城下。被逼无奈的唐生智选择了蒋介石的老路——选择下野，来躲避这场危机。而新桂系也趁势占领了武汉。
占领武汉后，程潜被任命为湘鄂临时政务委员会主席，也就是两湖之地的最高行政长官。此时的程潜发现新桂系的强项主要在军事方面，党政组织方面是其弱点，便打算启用唐生智时期的湖北政府成员主持湖北政务。
程潜在汉口发表的演说中说道，
“此次西征系讨伐唐生智个人，至于湖北的党部和政府，都是受中央命令所组织的，仍应照常供职。”
程潜认为自己是按照中央的意见办事，但新桂系却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两湖是他们的，一切都得由他们说了算。在程潜发表讲话后，新桂系的陶钧公然讲道，
“我又不是哪个的儿子，我们打出的天下由他们坐吗？还是推胡军长做湖北省主席，着手组织省政府。”
陶钧口中的“胡军长”指的是的胡宗铎，他们都是新桂系的成员。胡宗铎自己也很着急，找到李宗仁说道，“德公，这一次应该是当仁不让了。”
但李宗仁却是笑着回绝了他，“你是一位现役军人，为什么要分心去搞省政呢？你知道我是一向主张军民分治的，我曾有机会一手掌握全省军民两政大权，而我还预先表示不干，竭力婉辞呢！你应该向我学习啊。”
李宗仁这话确实没错。新桂系崛起于广西，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作为新桂系的代表人物，都是现役军官，且都表示尊重民意，不干涉政治，不做省长。乍一看确实没什么毛病，还显得自己高风亮节。
但实际情况却是李宗仁等人掌管了广西的兵权，做不做省长于他们而言已经无所谓了，他们可以轻易百部广西省长以下的任何职位。省长职位于新桂系，更多的像是某位西方学者在评价苏联政府之于苏联共产党的关系那样说的，“就是一个橡皮图章”。
作为新桂系的重要成员，胡宗铎对李宗仁的话可谓心领神会，他立即致电南京政府，保举张知本为湖北省政府主席并主持湖北所有党务。
胡宗铎是新桂系的一个军长，竟然可以保荐一省之主席，这令很多人惊骇不已。但更惊骇的当属张知本自己。张知本是什么人？他只是湘鄂临时政务委员会的一名委员，能当上民政厅长已经是祖宗保佑了，但由于和新桂系的关系，一跃成为主管一省之长。
胡宗铎按照李宗仁的意思做出第一步，李宗仁当然也会按照“约定”走出下面一步。“李白”随后保举胡宗铎、陶钧分别担任湖北清乡督办、会办，还给了他们武汉卫戍正副司令的职位。
于是，胡、陶二人拿着张知本作挡箭牌，在幕后操纵了整个湖北的军政要务。湖北成为了第二个广西。
3、屠户陶钧
胡宗铎和陶钧二人均是性情暴躁之辈，特别是陶钧尤为如此，以杀人如麻著称。在行军打仗时，但凡遇到士兵落伍或者有其他差池，陶钧二话不说，上来就是一枪，直接把人给毙了，就连李宗仁都觉得陶钧有些太过无情。
陶钧入主武汉时，正值中山大学学生为了圣元纱厂女工进行游行。陶钧直接派兵包围了中山大学，抓捕了很多参与游行的学生。当军法官拿着写有二十三名学生的名单报请陶钧审阅时，陶钧看都没看，直接写上了“一律枪决”四个大字。
军法官赶忙提醒，新桂系刚入主武汉，一次杀这么多人会失去武汉人心，不利于新桂系的长久治理。陶钧想了一下，觉得确实有理，就又写上“二十岁以上均判处死刑”。就这样，九位青年学生失去了生命。而幸存下来的学生也不知道“年纪小真的可以救命”。
在对待国民党左派和CP分子上，陶钧也丝毫没有手软。对于很多不应该判处死刑的党派分子，陶钧经常会写上“一律枪决，以免麻烦”。甚至有些时候，陶钧一失手把军法官的名字也给圈了进去，吓得军法官赶紧提醒。此时，陶钧又会在名单上写上“法官无罪，不杀”的字样。
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才有了这句“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且陶钧的原话并不是如此，而是“宁误杀一千，不跑落一个。”
在胡、陶主持湖北事务期间，汉口刑场、武昌刑场上的被杀害者，经常一次达到二三十人之多，除了党派人士、学生外，还有不少无辜的老百姓。胡、陶二人也因此被湖北人称为“屠户”。
此外，唐生智时期组建的湖北政府官员也会成为胡、陶残杀的对象，其中就包括李汉俊、詹大悲。
李汉俊是中共一大代表，与北方的李大钊齐名，是闻名教育界的人物，他早已脱离了共产党，加入了国民党。詹大悲是辛亥革命首义元勋，在国民党内也属于元老级别的人物了；他参加革命的时候，新桂系们估计还在“撒尿和泥”。
程潜听说这俩人被抓了，急忙前去保释，却依然晚了一步。李汉俊、詹大悲被捕后，未经任何审讯，数小时内就被枪决了。
程潜为人拘谨，平常时期不会轻易表露自己的态度，但新桂系在湖北一顿折腾，终于惹恼了这位佛爷，他向记者阴阳怪气道，“今日之国民党，已臭不可闻也。”
可能会有小伙伴比较疑惑了：既然是陶钧说的，为什么会被倒推好几个月，带到了汪精卫二人头上？
陶钧毕竟是一个小人物，而且没多久就被张发奎给收拾了。这话由他说出来当然不够响亮，但历史教材把时间往回倒推5个月，带到了汪精卫头上，就能把汪精卫残害CP分子的形象一下子刻画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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