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走失，电梯直达
来源：古槐路
经历政治运动
在中国，大多数大使和代办们都是“保皇派”，而在印度尼西亚，情况并不是这样。
印度尼西亚发生了一场军事政变，总统苏加诺被罢黜，一个军事集团统治了国家，几万名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员被逮捕和杀头。
代办姚登山受中国国内革命运动的鼓舞，决定造印度尼西亚新政权的反。结果他被拘留，然后被驱逐出境。从此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外交关系中断了20多年。
姚登山作为英雄回到中国，同时受到毛主席和江青的接见。淹没在巨大荣誉中的姚登山站在毛主席和江青中间挽着他俩的胳膊照了一张相，相片第二天在报纸的头版登出来。
回到外交部后，联络站人员热烈欢迎他，选他做头领。在姚登山的领导下，联络站更加肆无忌惮，企图全面接管外交部大权。
与此同时，我们这些所谓的“保皇派”也聚集力量，于1967年春成立了自己的两个革命组织——造反总部和攀险峰。我参加了攀险峰。一些联络站成员脱离了自己的组织，也参加了攀险峰。
在一次我给总理做翻译的时候，我告诉他我参加了攀险峰。总理表示同意，并说毛主席自己说过在一个单位有两派是好事。
在外交部，联络站和两个新成立的组织间很快出现了僵持不下的局面。91位大使和其他高级官员联名写了一张大字报，颂扬陈毅元帅，批评联络站。那以后更多人参加了新组织，使联络站进一步陷入被动。
但是，1967年8月7日，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成员之一的王力，刚从武汉军区短暂的拘留中解脱，作为英雄回北京后，接见了联络站的领导成员，责骂他们对外交部的走资派和“保皇派”太软。他还煽动说只有手中有了权，他们才能享受荣华富贵。
这等于给这些造反派们打了一针强心剂，他们立刻阴谋全面接管外交部。但同时，他们对和王力的会见保持绝密，不透露半点儿风声。
1967年的夏天异常闷热。我父亲开始患感冒，后来病情越来越重。在往常，我本可以马上送他去医院。但在那时，这几乎不可能。在这个“革命年代”，没有出租车，也没有三轮车，我由于已被打倒也不能从外交部要车。
但真正使我不能送父亲去医院的原因，是那时所有医院都被红卫兵接管了。红卫兵把水平高的医生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赶去扫厕所，一些二把刀在看病。
翻译处俄文组的一名年轻翻译有一次对翻译处的同事们吹牛，说打倒了那些不可救药的走资派医生后，红卫兵成了医生，他自己都有权给一个重病患者动手术。他说给病人开刀并不像那些走资派们说的那样复杂，任何有革命热情的人都能成为一个好的外科医生。
这使我们都觉得，父亲还是留在家里恢复健康的机会更大。我的三嫂是个护士，她给我父亲注射了几针抗生素。但我父亲病情恶化，终于在1967年8月17日去世了。
我长大成人后很少哭，但这次我痛哭了一场。我父亲过去是，现在也一直是我的偶像。尽管他胆子小，但终其一生都很正直。他对所有生命的怜惜，对祖国和人民不变的爱以及对中国未来的信念都深深地教育了我，这些也是我恪守的信条。他有过荣华富贵的时候，但在北京的家中去世时很清贫，只有妻子和两个儿子守在身边。
外交部的局势急剧恶化，王力对联络站的煽动传到了每个人耳中。姚登山违背总理关于外交部不能夺权的明确指示，在联络站几个最激进分子的协助下，搞垮了整个外交部的领导层并掌管了大权。
攀险峰和造反总部两个新组织被解散。我被解除一切职务，这也意味着不允许我再为总理或其他人当翻译。我要写检查，还要准备进一步挨斗。
但对我来说当务之急是火化父亲的尸体。要想火化尸体必须从死者家属的单位开死亡证明。住在父亲家的三哥朝辅被他的工作单位西安电影制片厂打成反革命，正在北京藏身，帮不了什么忙。外交部极为混乱，没人负责，姚登山领导的激进派掌管了一切。我必须尽快行动，因为天气很热。
这时向同帮了忙，她向她的单位中国红十字会说明情况。红十字会的两派都拥护周总理，他们知道我是周总理的翻译，就开了我父亲的死亡证明。
火化了父亲的尸体，带回骨灰后，我又回到外交部准备更糟的事发生。但造反派们没空儿理我这样微不足道的“保皇派”，他们策划着更大的行动。
来自北京外国语学院的极“左”分子，主要是六一六兵团和红旗造反团的年轻人，决定冲击外交部，以支持外交部的过激分子，并帮他们把所有“保皇派”清除出外交部。
很快几百名年轻人叫喊着聚集在外交部大门外要求进来，情况非常危急。
我们这些还有头脑的人知道，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这些极“左”分子冲进外交部。在所有国家，外交部还有其他几个部如国防部，掌握着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国家机密，这是个常识。如果这些狂暴的年轻人冲进了外交部，就会对国家安全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
我自动和几百名外交部官员一起用身体阻挡极“左”学生们进入外交部大院。但学生们人数众多，也更身强力壮。很快他们就用力冲开大门，逼得我们不断后退，然后他们突然全力冲破了我们的防线，冲进外交部。
姚登山一伙兴高采烈地欢迎他们，他本人进驻了外交部部长办公室。
巨大的恐惧和担忧笼罩了我们。我们害怕无法弥补的损失很快降临我们的国家，也防备可能发生在我们这些“保皇派”身上最坏的事。但姚登山一伙忙着更大的阴谋，暂时没空儿对付我们。
一系列极“左”行动开始了，首先就是抓住和批斗陈毅元帅本人。
极“左”分子们试图冲击人民大会堂，总理站出来了，义正词严地宣布，如果他们胆敢冲击人民大会堂揪斗陈毅元帅，他们只能从他身上跨过去。
总理的话使极“左”分子们犹豫了一下，他们于是和总理商量。总理同意他们召开一个批判会，总理将和陈毅元帅一起出席这个会。
会召开了，总理耐心地坐在那儿听了几小时。当他刚起身去卫生间时，几个极“左”分子一下冲上讲坛企图把陈毅元帅拖下来。陈毅元帅的卫士宫恒征同志手疾眼快，迅速把陈毅元帅拉下台，护送他钻进汽车走了。
揪斗陈毅元帅的阴谋破产，但姚登山一伙仍牢牢控制着外交部，策划冲击外国使馆，支持南方的极“左”分子直接进攻香港。
他们先后冲击了苏联、印度和缅甸使馆，行为极端恶劣。他们先朝苏联大使馆大喊大叫，肆意辱骂，然后把苏联使馆所在街的街牌改成反修路。
又沿着原东交民巷游行示威，把街名改为反帝路。他们认为印度是帝国主义者的马屁虫，就砸烂了印度使馆的玻璃。
这些行为完全破坏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外交使团应该享有的外交豁免权。但姚登山一伙的行为继续升级，甚至波及国外。
在国内“文化大革命”形势的影响下，我国驻各国外交使团的极“左”分子们也加紧了他们反对“帝国主义”的狂暴行动，这些行动都严重违反了外交准则。
在伦敦，激进的中国外交官员冲上街头，高喊“打倒英国帝国主义”，并和警察扭打起来。
在仰光，中国外交官挑起了和缅甸警察的流血冲突，中国人员在仰光的伤亡报告在国内引起极大义愤，姚登山一伙计划冲击在北京的缅甸大使馆。
他们的行为引起外交部很多头脑清醒的同志们的警觉，和许多“保皇派”一道，我们试图扭转这种暴力行为。但我们找不到领导人来支持我们，那时外交部部长和副部长们全都被赶下台，唯一负责的人就是姚登山。
我们一群人进了姚登山的办公室，呼吁理智和克制，争辩说尽管缅甸警察违反了有关外交豁免权的规定，我们当然可以根据外交准则采取我们认为必要的一切行动，但报复行动不应包括也去破坏缅甸外交官在中国的外交豁免权。
姚登山根本不理我们，继续指挥冲击缅甸使馆。我们很绝望，但仍继续呼吁克制。
姚登山表现得好像办公室根本没有我们这几个人，继续向不断进来接受命令的造反派发布指示。
造反派已经在缅甸使馆大肆打砸，并开始抢劫。听到报告抢劫开始时，姚登山突然变得很严厉，严肃地宣称：
“注意！我不能容忍抢劫！砸烂那个地方，但不许抢劫或偷窃！”
我们看到再和这个人争辩下去没有用，就离开了，为砸烂一个外国使馆的严重后果而深深担忧，而这种荒唐的命令竟然是一个主管外交事务的人直接发出的。
他们下一步是冲击英国代办处，同时向香港的英国当局发出最后通牒，要求英国于48小时内把香港归还中国，否则中国将武力收回。
呼应内地的形势，香港当地的激进分子已经大举上街，要求英国把香港立即归还中国，大陆的激进分子也紧锣密鼓地做准备，以解放香港。
在北京，姚登山一伙人和北京外国语学院的造反派一起，密谋火烧英国代办处。
事件发生于1967年8月22日下午，那一天我没什么事做，造反派也没工夫管我，我就早早回家了。
我回到离使馆区不远的家不久后，突然听到街上一阵骚动。我出了家门，看见几百人甚至上千人朝英国代办处所在的方向冲过去。我也走过去瞧，只听见叫喊声和欢呼声，英国代办处火光熊熊，黑烟滚滚。
几辆救火车很快赶到，但都被红卫兵挡在外面，无法进去救火。
红卫兵有的还把装着汽油的玻璃瓶扔进代办处，让大火继续燃烧，有的手拉手唱着毛主席的语录歌：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
我站在那儿惊呆了。
向同那天骑车回家，突然听到救火车警笛大作朝我们家所在的地区驶去。她很吃惊，害怕造反派放火烧我们的房子，赶快使尽全身力气蹬车赶回家来。看到我们的楼没有起火，才大大松了一口气。
但我们俩都对火烧英国代办处十分震惊，不知道接着还会发生什么事。
总理震怒了。毛主席也明确宣布：
“这起纵火事件是反革命行为，必须严惩。”
这样，由于毛主席的一句话，外交部的政治局势一夜之间发生了变化。姚登山领导的激进派一夜之间由“真正革命派”变为“反革命分子”。
而我们这些“保守派”和“保皇派”，由于反对火烧英国代办处和其他违反外交准则的行为，一夜之间变成了“真正革命派”。
最后的疯狂
从1973年到1975年，总理直接安排我去华盛顿驻美联络处工作。
1975年夏，在驻美联络处工作两年后我奉召回国，被任命为国际司副司长，但几星期后我又一次被派到外交部在北京北郊的五七干校劳动。
这是第四次派我到农村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也是我第二次去五七干校。虽然过去这些年我在中国不同地方的田间努力劳动，但我的耕作水平还是很低。
周总理身后为翻译冀朝铸
这次在五七干校的一年多时间里，我真诚地努力学习像一个真正的农民那样干活。尽管我插秧的技术一点儿没改进，我还是不顾北京夏天的炎热，坚持在水田插秧。
我弯腰站在田里，光着膀子受太阳暴晒，汗水就像小雨一样落下来。我在中国人里算高的，插秧对我显得尤其费劲。幸运的是，与以前在农村劳动时粮食限量不同，这次我们有自己的厨房，至少能填饱肚子。
然而，我体重还是减轻了很多，以至于1976年10月，我作为中国联合国代表团的一位代表参加联合国大会第31次会议时，基辛格看见我很吃惊，大声问我：
“冀先生，出了什么事？你怎么突然变得这么瘦？你病得很厉害吗？”
那时如果没有其他中国同事在场，我们同外国人说话就要特别小心，否则就会被指责为泄露国家机密，所以我只是笑着简单回答：“没什么事，我很好！”然后就很快走开了。
尽管我很努力，我在地里的表现还是太糟，最后调我去喂猪，很快猪又掉膘了，可是没人在意。
干校的同志们都很同情我，又调我去和妇女、老人一起干活，像把稻子在场上铺开晒干等。那时我46岁。
我在农村时，总理与世长辞，那是1976年1月8日，全国都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
我立刻要求回北京，总理的卫士安排我向总理的遗体告别。
当总理的灵车缓缓驶过长安街时，尽管没有事先通告，天上还下着大雪，但成千上万的北京市民，扶老携幼，在黎明前就沿着长安街伫立等待，痛哭失声。灵车经过时，每个人都深深鞠躬，泪流满面。
那时，我们都觉得，我们不仅失去了一位父亲，而且我们祖国的前途和命运也都处于巨大的阴影中。
北京人民对“四人帮”越来越愤怒，人们开始聚集在天安门广场自发悼念周总理，人民英雄纪念碑四周贴满了诗词、颂文。
我那时已回到干校，但总有干校的同事趁回北京的短暂间歇去天安门，回来就给我们看在广场抄下来的诗词。这些诗词只有两个主题：怀念敬爱的总理以及对“四人帮”公开的愤怒声讨。
外交部党委发布了明确的命令，禁止抄录和宣传这些诗词，但没有人理他们。
向同那时每日骑车上下班都要路过天安门广场。4月5日那天傍晚她下班回家，想停车去广场再看看有没有新的诗词，突然感到一阵寒风吹过，她莫名其妙地害怕起来，就赶紧骑上车回家了。
不久“四人帮”就派爪牙到广场上殴打群众，撕毁了所有诗词。
与此同时，由于毛主席健康恶化，在外交部，一场剧烈的权力斗争，以前是隐蔽的，现在在新任外交部部长乔冠华和外交部那些“通天”的人之间爆发了。
乔冠华在毛主席会见外国贵宾时被排斥在外，急于找机会重新参与这些会见。他派车到干校把我接回北京，住在他家里，嘱咐我不要告诉向同或任何人我回来的事。
乔冠华于是详细告诉我那些“通天”的人加在他身上的不公正待遇，然后对我说：
“小冀，你太天真了。她们一直想整死你，你却一点儿也没意识到。”
我当然意识到了，而且在乔冠华讲这些话很久以前就意识到了。我自己确实是那些人的牺牲品之一，我妻子也是。我不喜欢她们，她们也不喜欢我，但是我觉得在外交部又一次制造不和是危险的。
按照周总理的指示，我已经通读了《资治通鉴》，对其中描写的一个发生在2000年以前的历史事件印象深刻。那是后来成为东汉第一个皇帝的刘秀，宽恕了他的死敌，结束内战，从此迎来了东汉王朝200年的和平与繁荣。
我敦请乔冠华部长向刘秀学习，我还提到周总理的豁达大度的处事态度，认为仇怨对任何人都没好处。
但是乔冠华苦笑着说：
“小冀，你一点都不知道其中的复杂性。”
他告诉我他需要见到毛主席，但他受那些“通天”的人排挤，不让他见毛主席。他说他是外交部部长，将任命我又一次做毛主席的翻译，这样毛主席接见外宾时，他就可以和我一起去毛主席的住所。
然后他打电话给毛主席的秘书张玉凤，询问了有关安全事项，张玉凤问过主席后，表示同意乔冠华的安排。
就这样，在毛主席和外国友人的最后三次会见中，我再次成为他的英文翻译。最后一次是会见巴基斯坦总理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
多年以后，布托政府被一次武装军事政变推翻，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世界许多政府首脑呼吁宽恕布托，但布托还是被吊死了。
我住在乔冠华家时，他告诉我他已经靠拢江青，从而在和外交部那些“通天”人物的斗争中得到支持。
我吓了一跳，警告他这样做很危险，所有正直的人都痛恨江青，江青比任何人都坏。
乔冠华又一次笑了，对我说：
“小冀，这就叫做以毒攻毒。”
每次为毛主席翻译后，我都回到干校。那个夏天，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大地震，24万多人在地震中丧生。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许多年，有关这次惨痛损失的原因才渐渐披露出来。原来那时江青一伙正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不允许任何事阻挠这场运动。因此当地震局报告说唐山可能发生大地震时，所有警告大家做好准备的尝试都被阻止。
地震在凌晨发生时，所有人都毫无防备，全城很快成为一片废墟。从死亡的人数上看，它是中国乃至世界上100年来损失最惨重的一次地震。
然而，在唐山郊区的一个小镇，那里震级和唐山一样，却没有人死亡，只有少数人受伤。因为当地政府不理睬上面关于继续批邓、不得终止的要求，通告全镇人民预防地震，采取了在户外过夜等防范措施。
北京也受到了这次可怕地震的影响，有不少人员伤亡。
我那时恰好在北京，就安排向同带着两个孩子，还有我的母亲、哥哥和妹妹，飞到西安和亲戚住在一起，我继续留在北京。
过了一段时间，余震不再发生后，我的家人就回到北京，我也回干校去了。
9月9日，毛主席逝世了。9月18日，隆重的追悼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我和向同都参加了。
追悼会事先安排得很好，所有机关工作人员、学生、工人、农民、解放军都整齐地列队站在广场上。初秋的天气仍很热，街上有许多卖冰棍的小摊贩。追悼会结束后，我走回家。
不久我被召回外交部，告知我已被选为联合国大会第一届委员会的代表。
在纽约时，我有一次写信给在北京的乔冠华的妻子章含之。在信中我非常直率，骂外交部那些“通天”的人。
几乎在同时，在纽约我们驻联合国使团的驻地，我从收音机里听到“四人帮”已被抓起来的消息。
我当时独自一人在房间，没有人可以拥抱欢呼，就高兴得跳起来，使劲鼓掌。我感到极大的解脱，浑身说不出来的轻松。
外交部部长乔冠华立刻被召回国内。很快，我也接到通知立即回国。我们驻联合国的代表黄华通知我的时候显得很担忧。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担心，我觉得“四人帮”终于被打倒了，“文化大革命”也该结束了，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
我回国之前，一个当时也在纽约使团的翻译处的同事要求和我谈谈。他问我对乔冠华部长和外交部那些“通天”的人的看法，我坦率地对他讲了。
不久当我因偏袒乔冠华受到群众大会批判时，我在纽约告诉这位同事的话被当做证据证明我的“罪行”。
过了些年，我和这位同事都当了大使，我们在国外遇见了。他把我拉到一边，向我道歉。我被感动了。
在“文化大革命”的那个疯狂年代，不仅朋友，甚至有时丈夫和妻子、父亲和儿子、母亲和女儿都相互背叛，以为这是无限忠于伟大领袖。我接受了他的道歉，我们又成为好朋友。
我返回北京时，在朝鲜时任志愿军代表团的一位领导、后来又担任国际司代理司长的毕季龙迎接我。他也对外交部那些“通天”的人很有看法，并很同情乔冠华部长。
当时外交部的主要副部长刘振华指示，要准备领导国际司开展批判邓小平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我们都非常迷惑，“四人帮”不是已被打倒了吗？为什么我们还要批判邓小平？而且，为什么“文化大革命”的冤假错案仍是正确的？
事情很快就趋于明朗了。乔冠华受到公开批判，外交部部长的职务也撤销了，所有支持过他的人都要接受批评帮助。
指定了国际司的三个人专门来“帮助”我。其中一个人那时在外地，从未到场，他后任驻外大使，我们仍是朋友。
另两个人在国际司召集大会、小会批判我，不断对我施压，要我坦白和乔冠华一起“搞阴谋”的“罪行”。
这时我还是国际司副司长，我的职务也没变。很快他们告诉我暂时不能参加和外国官员的会见和外交事务，紧接着他们又不准我参加部里和司里的会议。
光明媚的下午，他们突然又告诉我，我不能再审阅外交电文和其他外交文件，从此集中精力揭发乔冠华的“阴谋”，并坦白自己在这些“阴谋”中的角色。
听到这些话，我突然感到一阵恶心，对他们这些卑鄙的勾当厌烦之极。我急需呼吸点新鲜空气，就走上了屋顶。
他们中的一个人，生怕我会干什么鲁莽的事，赶快紧跟我，满脸堆笑，想说服我下来。
我一点儿也没有要从屋顶跳下去的念头，我继续在屋顶散步，他也紧紧跟着我，满脸堆笑，想和我说话。
在这些对我的斗争和“帮助”会上，除了这两个人，几乎没什么人发言批判我。
实际上，不少同事都私下对我表示同情和支持。两位当时的处长，杨虎昌同志与后来成为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和驻美大使的李道豫同志，利用上厕所的机会提醒我注意那两个家伙下一步干什么。
一些年轻同事知道我单独在办公室时，就借口给我送报纸或问有关工作的事儿，到我这儿来安慰我，肯定地说他们不相信那两个家伙能把我怎么样，用不着担心。
除了那两个人，我们司又来了一位年纪大的女副司长，我以前从没见过她。她比那两个家伙更急于逼我坦白交代。
几个月以后，这些人从我这里挖不出什么足以置我于死地的东西，就决定再把我送到农村去。他们要我一边劳动一边尽量回忆我的“罪行”，还有乔冠华的“罪行”。只有彻底坦白交代，不遮遮掩掩，才有出路。
我出发去农村之前，那位女副司长再次提醒我，我的案子还没完。我劳动时要认真考虑我的问题，想起什么就马上向他们汇报。
当外交部组织批判乔冠华时，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还在继续。
我回到了以前劳动过的生产队，受到大家热情的欢迎。没有人问我在离开的这一年出了什么事，也没人问关于前外交部部长乔冠华的事。
五七干校多了很多新人，大多是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年轻毕业生，他们要经过一年的劳动锻炼才能派到国外各使馆去。有了这些年轻人，五七干校的气氛变得轻松快乐。年轻人高兴地承担了重体力活儿，我们年老体弱的人就干些轻活儿。
允许我们每隔一周在周末时轮流回北京，坐卡车只用一小时。每星期一的早上我们就互相转告在城里听到的消息。我们最感兴趣的话题是邓小平是否会复出，什么时候复出。
在一个星期一的上午，天气很好。一位刚从北京回来的同事告诉我们，外交部一位司机告诉他，他曾载着前外交部副部长王炳南去景山公园以西的一个大院子。王炳南离开时，他看见邓小平送王炳南出来。这位司机又惊又喜，赶快跑上去和邓小平握手，问候他的健康状况。邓小平微笑着和司机握手，说他很好。
这个惊人的消息立刻传遍五七干校，一些人高兴得跳起来欢呼。从那时起，我们回北京后的主要任务就是打听邓小平是否已被彻底平反的消息。
很快各方面的信息都越来越积极。我们都能在空气中感到就要发生大事了。有几个同事有收音机，每当我们去地里干活时，总要留人在家里收听广播。
1977年7月的一个大热天，我和同事们正在地里干活儿，看见留在家里收听广播的同事又笑又喊地挥手向我们跑来，我们赶快跑到他面前，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邓小平彻底解放了！”
所有人都跳起来欢呼，我们冲到五七干校的总部好好庆祝了一番。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以及批判乔冠华的运动在五七干校从来没有真正开展过，这时这些运动更是土崩瓦解了。
于是我有了空闲时间回到外交部几天，找新任领导们谈话。
我在朝鲜就认识的凌青大使成为国际司司长，何理良女士是副司长之一，她是代替乔冠华成为外交部部长的黄华的妻子。我的老朋友毕季龙也是副司长之一。我和凌青、毕季龙与何理良谈了好多次，也和政治部的司长杨清华女士和刚从加拿大回国的章文晋大使多次谈话。我还拜访了当时任文化部部长的黄镇和他的妻子朱霖。
我对他们谈到对我不公正的待遇，谈起外交部某些人不顾总理、毛主席的亲笔指示和主管人事的符浩副部长的多次敦促，阻挠我妻子向同去华盛顿驻美联络处。我说我想证明我是完全清白的，希望重新安排我和向同到华盛顿的联络处工作。
他们所有人都认为我和向同应该去美国工作，无论是在华盛顿驻美联络处，或是驻联合国使团，还是联合国秘书处。他们告诉我不用担心，但在一切都搞清楚之前还需要些时间。
的确，事情没那么简单。和其他人不同，那位年老的女副司长问我是否已完全想清楚了我的问题，是否准备好了彻底坦白交代。我回答我对她没什么好说的。
大约一年后，我在哈佛大学时的同屋哈伯·莱温寄给我一张剪报，是我在美国的一位老熟人罗斯·芒罗（Ross Munro）写的一篇文章，载于1978年1月18日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题为《中国印象》，该文提到我的部分如下：
对外国人来说，发现突然消失了的中国官员的确切命运几乎是不可能的。
冀朝铸就是一个例子。他是一位外交部的官员，几年以前当他在中国驻华盛顿联络处工作时，以他神态自如的举止和对美国事务的了解给许多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他于1975年返回北京，在外交部国际司出任重要职务，并于1976年春，在毛泽东和客人的最后几次会谈中充当翻译。
但是激进的“四人帮”被打倒后不久，冀先生就消失了。当一个外国人最近向冀先生从前的一个同事打听他的下落时，这位同事粗鲁地称“我想他身体不好”就走开了，中断了一次本来是很愉快的交谈。
向外国人提供中国领导人的官方照片的一位下级工作人员实际上更为坦率。当问到为什么没有冀朝铸为毛主席做翻译的照片时，他说冀先生是“‘四人帮’的走狗”。
我们可以推断，冀先生确实遇到了麻烦，但没办法知道什么时候他可以复出，如果他能复出的话。
但我确实复出了，而且几乎与这篇文章发表的同时。
罗斯·芒罗在1977年末离开中国，在1977年末至1978年初的冬天，我被正式召回外交部。我作为国际司副司长的职务都恢复了。王炳南、黄镇和外交部其他高级官员与邓小平进行了多次深入讨论。
在一年的时间里，外交部那些曾经“通天”的人以及国际司那位年老的女副司长和那两个“帮助”过我的人，还有其他一些人都被派到别处去了。
这样，随着打倒“四人帮”和“文化大革命”在1976年正式宣布结束后，外交部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清理整顿，澄清事实。
就全国而言，宣布“文化大革命”正式结束也并不意味着在那个动乱年代中发生的一切错乱立即结束，还需要两三年的时间拨乱反正。
1978年5月11日，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发表了，立即引起激烈的争论，许多人支持赞同该文，另外一些人强烈反对。
可是，邓小平热情地支持这篇文章的观点。
1978年12月13日，华国锋承认了他在推行“两个凡是”方面犯了错误。“两个凡是”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1978年12月18日，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全会废除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它使中国共产党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以来“左”的思潮的严重束缚，重新确立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成功举行，不仅标志着“文化大革命”最终被埋葬以及对那个年代的种种错误的彻底纠正，还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一个新纪元。
对我个人来说，它意味着今后20年中，我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外交工作中去，而不再蒙受各种各样的干扰和批判。
作者简介
冀朝铸（1929—2020），生于山西省汾阳市，早年留学美国，中国著名外交家，被誉为“中国红墙第一翻译”。 冀朝铸在美国长大，20世纪50年代回到祖国，为周恩来总理做了17年翻译，曾先后任驻斐济兼驻基巴斯、驻瓦努阿图大使，驻英国大使，联合国副秘书长，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副主席等职，亲历国际国内一系列重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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