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3月11日，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在结束香港私人行程返菲后被捕，并被迅速移送至国际刑事法院（ICC）所在地荷兰海牙。这一事件不仅成为菲律宾政坛的“地震级”转折，更将杜特尔特家族与马科斯家族长期暗流涌动的矛盾推向了白热化。
作为杜特尔特的女儿、现任副总统莎拉·杜特尔特，虽已启程赴荷兰试图“救父”，却并未如外界预期般动用家族在棉兰老岛的庞大军事力量发起“极端选项”。
那么，莎拉为何放弃军事对抗？我认为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避免国家内战的灾难性后果。杜特尔特本人在被捕时明确表态：“如果我犯了罪，应在菲律宾法庭审判我”，强调对国家司法主权的坚持，而非煽动暴力。
莎拉的声明也聚焦于“主权受辱”与“政府背叛”，试图通过舆论争取民众同情，而非直接动员武装力量。这种策略既符合杜特尔特家族“强人”形象中“守护国家”的叙事，也避免因内战导致家族背负“分裂国家”的骂名。
要知道，杜特尔特家族在棉兰老岛的势力不容小觑。当地11个省份的地方民兵（约2.5万人）、反政府武装及杜特尔特亲口承认的“敢死队”，理论上足以对马科斯政府构成威胁。然而，莎拉选择通过法律与舆论施压而非军事对抗。
第二、菲军队战斗，让杜莎无奈。菲律宾军方已公开表态“严格遵守指挥系统”，即服从现任总统兼三军统帅马科斯的命令。若杜特尔特家族贸然发动地方武装，可能被定性为“叛乱”，反而为马科斯实施戒严令提供借口。
第三、中国外交部虽呼吁ICC“避免政治化与双重标准”，但明确表示未向杜特尔特提供政治庇护，也未介入菲内政。国际社会的观望态度，尤其是美国通过ICC间接施压的嫌疑，使得莎拉若采取极端手段可能面临更广泛的外交孤立。
马科斯政府的行动绕过菲律宾最高法院、直接执行ICC逮捕令的做法，被杜特尔特家族斥为“主权沦丧”。杜特尔特原计划竞选达沃市长以巩固家族地方根基，而莎拉则需借助父亲声望维持副总统职位并谋划未来总统竞选。马科斯通过逮捕杜特尔特，直接打乱其家族的政治布局，同时借ICC审判分散民众对经济困境的注意力。
菲律宾已于2019年退出ICC，但ICC声称对退出前（2016-2019年）的“反人类罪”保留管辖权。马科斯政府配合ICC的行动，实质是将国际司法机构变为国内政治斗争的工具。此举虽引发主权争议，却成功将杜特尔特塑造为“国际罪人”，削弱其国内道德合法性。
马科斯已部署数千警力严防杜特尔特支持者暴动，并可能以“维稳”为名推动戒严令。菲军方表态效忠为其提供了武力兜底，而民众对政治乱象的厌倦（莎拉弹劾支持率从73%骤降至33.3%）则降低了大规模抗议的风险。
莎拉飞赴海牙的“救父”行动，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效果。ICC的审判程序漫长且受大国政治影响，杜特尔特短期内难获自由。莎拉可利用民众对“主权受辱”的愤怒，煽动全国性示威，甚至联合其他政治家族向马科斯施压。此前，其支持者在社交媒体上的声量已占据优势，若转化为街头政治，可能迫使政府让步。
杜特尔特与马科斯的斗争，本质是菲律宾家族政治传统的延续。两大家族从2022年“联盟胜选”到彻底决裂，暴露出菲政治生态中“法治工具化”与“主权空心化”的深层危机。马科斯借ICC打压政敌，虽短期得利，却可能开启“引外权干内政”的危险先例；而莎拉若诉诸极端手段，则将国家推向内战边缘。
此前，菲军方在棉兰老岛针对反政府武装的军事行动屡屡受挫，但中央军力的压倒性优势仍使地方势力难以正面对抗。棉兰老岛的地方民兵与反政府武装虽无法正面挑战中央政府，但可通过象征性动员（如集结或演习）向马科斯展示“鱼死网破”的决心，增加谈判筹码。中国虽表态中立，但杜特尔特家族长期奉行对华务实政策，若莎拉承诺延续这一路线，可能获得某些外交声援或经济合作承诺，间接施压马科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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