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3月26日，距离李嘉诚旗下长和集团与美国贝莱德财团228亿美元的港口交易最终签字仅剩7天。
这场涉及全球23国43个港口的交易，其中的关键点在于巴拿马运河两端的战略港口，作为全球6%海运贸易的咽喉要道，中国22.7%的货物需经此通行，其重要性在“一带一路”倡议中不言而喻。
可以说，这已经不是一场简单的商业行为了，巴拿马港口的控制权，关乎着中美地缘政治博弈的走向！
作为此番交易的对手，美国贝莱德财团的政治背景与特朗普的“遏华”策略紧密关联。特朗普曾多次宣称“美国要夺回巴拿马运河控制权”，并威胁对中国货轮加征150万美元的天价“政治附加费”，甚至也可能以“安全风险”为由直接对我们的商船禁行。
然而，李嘉诚却仍声称交易“纯属商业行为”，可事实是，其以1700亿港元“贱卖”港口资产的举动（对比2015年内地企业1500亿港元仅购40%股权的报价），不仅暴露了战略短视，更被批“将国家利益拱手让予美国”。
对此，官方态度坚决，港澳办罕见连续转载《大公报》评论，直指交易“威胁国家的安全”，前香港特首梁振英更痛斥其“商人无祖国”。与此同时，现香港特首李家超也公开表态，称必要时会动用法律武器。
就在交易倒计时之际，一则重磅消息突然传出，这似乎意味着变数出现了。据悉，近期李泽楷以“香港青年企业家”身份赴京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这瞬间引发外界对其“救火”意图的猜测。
尽管李泽楷与长和集团无直接关联（其父李嘉诚2018年分家后，长子李泽钜掌舵长和，次子李泽楷独立经营盈科拓展），但其参会仍被解读为李家向北京释放善意的信号。 分析认为，李泽楷此行目的有三：
1.对冲舆论压力：通过参与“新能源技术革命”等分论坛，展示家族与国家战略的协同性，淡化“损害国家利益”的指控；
2.试探补救空间：若长和集团暂停交易，或可通过引入中资（如中远海运）接盘、保留巴拿马港口控制权等方式挽回局面；
3.切割家族风险：李泽楷以“新兴经济力量”身份与长和传统业务划清界限，试图规避被波及的风险。
对于这一“两头押注”的策略，有人认为是缺乏诚意表现。毕竟，李泽楷参会期间避谈港口争议，仅强调“服务国家战略”，其“表面功夫”难掩家族商业决策与国家利益的深层矛盾。
与李嘉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企业在霸权压力下的坚定立场。华为在芯片断供下启动“南泥湾计划”，比亚迪、宁德时代突破技术封锁，字节跳动顶住强制出售TikTok的压力……
这些企业以“绝地反击”诠释了何谓“商之大者，为国为民”。反观李嘉诚，其“在商言商”的辩解在民族大义前显得苍白无力。
历史早已证明，商业巨擘的终极价值需在国运浪潮中检验。霍英东曾以“赚钱为救国”为信条，曹德旺呼吁“绑定国运”，而李嘉诚的“战略撤退”不仅错失时代机遇（如1999年抛售腾讯股权损失4000亿港元），更可能因巴拿马交易被钉上“利益至上”的耻辱柱。
美国方面，特朗普以“安全风险”为由，企图将巴拿马运河政治化，实则暴露其“既要钱、更要命”的霸权本质。从威胁对中国货轮加费，到施压巴拿马重谈运河管理权，美国正将全球公共基础设施变为地缘博弈工具。
对此，中国企业的应对须坚守两条底线：
1.捍卫核心利益：关键基础设施的掌控权不容妥协，需以华为为范本，构建自主可控的供应链；
2.强化全球协作：通过“一带一路”深化与拉美、东南亚等地的合作，打破美国单边垄断。
7天后，李嘉诚的签字笔落下时，或将定义其历史定位。若执意签约，不仅面临市值蒸发、舆论反噬的代价，更将失去“国家背书”这一商业帝国存续的根基。反观华为等中企的崛起之路，唯有将企业命运融入国家崛起，方能在霸权围堵中破壁。
历史的教训清晰：没有一国企业能靠“做空祖国”成功。面对百年变局，中国企业需要的不仅是商业智慧，更是“苟利国家生死以”的信念。李嘉诚的抉择，终将成为时代的一面镜子，照见利益与责任的天平应向何处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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