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0月的一天,沈阳站月台上传来一句京腔:‘老刘,你这回捞着洋学问了,脾气没见小半分呀!’”同窗老友胡家骏边递烟边打趣。刘亚楼撩开军大衣,“脾气留着顶用,不冲人冲事。”话音未落,他转身就去催运苏联援华军械。熟悉他的人都知道,这股子“谁都不顺眼”的劲头,将伴随他余生,也正是这股子劲,让中国空军在废墟里长出翅膀。
三个月后,东北野战军开始收编伪满遗留的少量飞机。机库里油渍遍地、螺栓丢缺,技术员摇头叹气,刘亚楼一句“捡破烂也要捡出门道来”把大家噎得直挠头。整整两周,他白天钻进机腹,晚上裹军毯睡在散发汽油味的库房,大骂“磨洋工”的后勤人员。骂归骂,飞机却一架架重新挂起国徽。有人背后嘀咕:“这人火爆得很。”可第二天刘亚楼拎着热水壶给同事送姜糖水,谁也不好再抱怨。
火爆脾气从何而来?往前推三十五年。1910年春,闽西武平县,一个稚子啼哭刚响起,母亲却因产褥热撒手人寰。父亲无力抚养,把孩子过继给同宗刘德香。养父劈柴种田之外,还舍得拿出大米换学费,把刘亚楼送进私塾。那年月,小孩能读书是不小的奢侈;更奢侈的是,地主子弟刘克谟在课堂上偷偷塞给他《新青年》《向导》。思想的火种被点着,十七岁时,他已在武平北部开起地下商栈,为党组织运送药品和布匹。
1929年底,红四军进入福建。刘亚楼作为游击队排长随部作战,第一次听到毛泽东“诱敌深入”的布置,他抄下两行大字贴在枪托背面:动如脱兔,击似霹雳。自此,“霹雳火”成了外号。连年征战,他身上弹片不下十处,最险那次是赣东北战役,炮弹皮扎进锁骨,他却死死抱着望远镜指挥,嘴里还骂卫生员“别磨叽”。
1939年赴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正赶上卫国战争爆发。列宁格勒外围,德军轰炸如雨,他与苏联飞行教官同上伊尔-2强击机执行低空扫射。教官问他“怕不怕”,他回一句“怕就不来”。累计四十多次实战飞行,为他日后建空军打下了底子。也正因此,1945年归国后,他对任何拖延建设航空兵的做派皆火冒三丈。
锦州会战前夕,国民党航空兵昼夜空投,前线电话一头接进司令部:“封锁哪个机场?”刘亚楼劈头盖脸:“能降机的封它祖宗,不会降的留着喂麻雀?”这一吼震得话筒“兹啦”作响。结果,炮兵对准可用跑道连轰十三轮,敌机无法降落,锦州守军顿失空援。战后,他担心自己说话太冲,给炮兵团写信只说八个字:“干得漂亮,以茶代酒。”依旧不改本色。
1949年他被任命为空军司令员。毛泽东半开玩笑:“海军司令晕船,空军司令晕飞机,怎么办?”刘亚楼回敬:“晕也要飞。”同年冬,中国第一所航空学校在长春新立湖开课,苏联专家开清单,他直接划掉其中百分之六十的办公用品:“我们要航油、要发动机,不要沙发。”航空史料里至今留着那张红蓝铅笔混涂的清单,见证他“抠门”却务实。
抗美援朝爆发后,志愿军空军面对F-86“佩刀”压力巨大。1951年4月,第4混成旅折损半数战机。指挥席上,刘亚楼抬表看时,仅沉默三秒:“夜航上!”冒险的决定让参谋脸色发白,但结果是美军完全没料到米格-15夜间出击,志愿军连下三架敌机。课后总结会他又劈头大骂:“白天被人欺负,晚上不敢咬回去,干脆回家织毛裤。”局外人以为伤人,其实战士们听得热血上涌。
时间很快到了1964年盛夏,连续失眠、黄疸加深,他被送进解放军总医院。诊断:肝硬化晚期。主任医师本想委婉解释,他摆手:“写结论,别浪费纸。”治疗期间,护士只要动他输血瓶慢一拍,他照骂不误;可每回护士下夜班,他又塞几颗口香糖说“熬夜伤胃”。就是这般怪脾气。
1965年5月7日凌晨,呼吸机指针开始摇摆。守在床边的战友回忆,当时他微微睁眼,口型像是在说“飞机”,没发出声音便长眠。病房外站着七八十名空军干部,他们平日挨过他的训,泪水却控制不住往下掉。灵车驶出东门,车队没有鸣笛,只有发动机低沉的轰鸣;有人说,那是“霹雳火”最后一次集合号。
刘亚楼留下的财产只有一块俄制手表、一部磨损严重的对讲机,连棉衣都是打补丁的。文件柜里倒是塞满飞行员战绩资料,每一份都用红笔写着批注:人是第一宝贵。火爆如他,对飞行员的珍视却像对待亲骨肉。
时人常说,他看谁都不顺眼。其实他只看不惯影响战斗力的毛病,无论出自谁的身上。脾气里带锋芒,也带赤诚。55年军旅,风雷交加;55岁离世,人心俱悲。刘亚楼,这位“雷公嘴”用喉咙吼出了军纪,也用一腔热血撑起了共和国早期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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