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11月中旬，抚顺战犯管理所的铁门缓缓打开。已年过四旬的爱新觉罗·溥杰随着第一批被特赦人员走出大门，北风呼啸，他却只觉心头翻涌——自由来之不易，而真正令他寝食难安的，是远在东京的妻子嵯峨浩。十六年生离，音书有限，他不知道对方的白发添了几缕，也不知道两个女儿是否还记得这位缺席已久的父亲。
回到北京后，他住进景山后街一座旧宅。新身份是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工作人员，日常整理档案、校勘旧籍。外人看来安稳清淡，可熟悉他的同事常在深夜听见桌椅轻响——那是溥杰伏案写信，他要把自己的改变、北京的雪、故宫的红墙统统装进薄薄信笺，寄往日本。
故事要追溯到1937年4月。那一年，三十岁的溥杰在东京迎娶了贵族少女嵯峨浩。婚礼其实更像一场精心设计的政治安排：日本陆军省需要一个“中日联姻”的样板，满洲国皇室也需要一位能生下“合法继承人”的王妃。新郎新娘只见过两次面，拘谨地交换了戒指，彼此都清楚命运被他人翻阅批注。
1938年，长女慧生出生；1942年，次女嫮生降世。可关东军失望透顶——都是女孩，无法满足其“培养男嗣、控制皇位”的算盘。怒火很快化作更加严苛的监视。到了1945年8月苏联红军入东北，溥杰随关东军仓皇南逃，最终在沈阳机场被俘。嵯峨浩则带着两个孩子辗转大连、上海，最后登船返日。丈夫北去西伯利亚，妻子东归东京，距离拉到最长，仿佛有人故意要割断这段婚姻。
1950年7月，苏方将溥杰等人移交我国。进入抚顺管理所，他参加劳动、学习新政策，批判自己在伪满洲国的所作所为。十年改造，态度转变确实显著。195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特赦决定，翌年春，名单里出现了“爱新觉罗·溥杰”五个字。
获得自由后，他做的第一件事便是致信日本，希望妻女能来中国。回信很快到了，“浩”在信尾写道：“念卿安，愿同归。”然而真正的阻力不在民间——要让一名拥有日本皇族血统的女性进入中国并长期居留，审批链条并不短。
一次午后，周总理到景山公园调研，顺路看望溥杰。茶过三巡，溥杰从抽屉里取出一张旧照，递过去，低声说：“总理，我想把她接回来。”照片里，年轻的嵯峨浩穿着和服，眉眼细长。
周总理合上照片，放在桌角，缓缓开口：“可以同意。不过——”他停顿片刻，“有个条件。你要帮助她了解新中国是什么，她要以共和国公民的身份生活，而不是以某国‘侯爵千金’的身份回忆过去。”溥杰立即回答：“我明白，一定做到。”
条件并不轻，但至少给出了解决方案。真正棘手的是家族内部的情绪。溥仪率先反对，语气决绝：“日本人害我太深！”几位妹妹也沉默附和。周总理耐心劝说：“时代已经翻页，大家都重新开始了。只要对人民共和国忠诚，国籍、出身都不成问题。”僵局持续了半小时，终因总理的一句“先看明天，再谈昨日”而化解。
审批文件由外交部、公安部连夜审核，签字盖章一路绿色通道。1961年5月15日清晨，北京站站台上，溥杰穿着灰呢中山装，站在最前列。列车汽笛一声，嵯峨浩下车时已泪流——不是戏剧性的奔跑，只是两人默默握手，然后紧紧相拥，周围旅客不自觉放慢脚步。
一个月后，中南海小礼堂里，周总理见到这对久别重逢的夫妇。嵯峨浩向总理深鞠一躬，用稍显生硬的中文说：“感谢您成全团聚。”周总理笑道：“既来之，则安之。今后多学语言，多交朋友，安心生活。”此后她正式加入中国国籍，并在丈夫建议下改署“爱新觉罗·浩”。
随后的岁月并不轻松。文化大潮涌动，两人也要接受社会监督。浩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担任日语辅导员，业余研读《红楼梦》；溥杰继续做文史整理，还写下《我的前半生补记》。家中陈设简单，墙上挂一张全家福：银发夫妻居中，两个女儿分列左右，衣着朴素。
1994年2月28日清晨，北京医院病房灯光昏黄，溥杰因癌症离世，享年八十七岁。依其遗愿，骨灰一半下葬八宝山侧室，一半由嵯峨浩送往山口县中山神社。理由很直接——那里埋着岳父岳母，也是妻子童年的记忆。他说过一句话：“分而合之，才算圆满。”
同年秋，浩回到北京，轻轻抚摸八宝山石碑，低声念道：“约好的，下次再见。”短句被风吹散，落在松柏之间，再无人应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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