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第一个人的时候，感觉五脏六腑都翻了出来，想吐。
等到杀第十个，就跟干农活挖沟没什么两样了，只是个力气活。
说这话的人，叫曾根一夫，一个在日本乡下种了一辈子地的老头。
他那双布满老茧、常年握着锄头的手，在半个世纪前，也曾紧紧握着一把沾满鲜血的三八大盖。
他不是在吹牛，也不是疯了，他只是在说一件他亲手干过的事。
1984年，这个快七十岁的老农，在昏暗的灯光下，一笔一划地开始写他的回忆。
他不是要为自己洗白，恰恰相反，他是想把自己经历过的、干过的那些不是人干的事，原原本本地抠出来，让所有人看看，一个普通人是怎么变成禽兽的。
他这本书，叫《南京大屠杀亲历记》。
回到1937年的夏天，曾根一夫才二十岁，在老家的码头上扛包挣饭吃。
那时候的他，跟现在街上随便一个打工的小伙子没什么区别，每天累得筋疲力尽，脑子里盘算的，无非是明天工头会不会多给几个钱，什么时候能攒够彩礼娶个老婆。
他的人生本来就是这么个剧本。
可是一张红色的纸，一张征兵令，直接把他的人生剧本给撕了。
上面说，为了“大东亚圣战”，天皇在召唤他。
他被塞进军装，扔上开往中国的船。
登陆地点是上海的吴淞口，从那里开始，他跟着大部队，一路往南京杀。
战争这台机器，最先搅碎的，是人心里叫“同情”的玩意儿。
曾根一夫在新兵营里，第一次懂了这个道理。
老兵们管这叫“练胆”。
有一次，他们抓来一个穿着长衫、看起来像教书先生的中国人，把他绑在村口的槐树上。
一个军曹把上了刺刀的步枪塞到曾根一夫怀里，枪头的寒光晃得他眼晕。
军曹指着那个被绑着的人，吼道：“去，把他捅了。”
曾根一夫两条腿像灌了铅，一步也挪不动。
周围的老兵们都在起哄，那种眼神，就像在斗兽场看新来的野兽互相撕咬。
他闭上眼，什么也不敢想，嗷地叫了一声就冲了过去。
噗嗤一声，他感觉刺刀捅进去的时候，不像捅在肉上，倒像捅进了一大块湿黏的泥里，拔出来都费劲。
那个人连惨叫都没发出来，身子猛地一挺，就软了下去。
温乎乎的血溅了他一脸，一股腥味直冲脑门。
他当场就跪在地上吐了，把早上吃的饭团全吐了出来。
一个老兵走过来，不是扶他，而是哈哈大笑着拍他的钢盔：“好样的，这才有点皇军士兵的样子了！”
从那以后，这种事就成了家常便饭。
从吐，到反胃，再到麻木，最后，他捅人的时候，心里就跟在训练场上刺草靶子一样，波澜不惊。
1937年12月13号，南京城破了。
对城里的老百姓来说，这根本不是结束，而是一场无休无止噩梦的开端。
曾根一夫他们部队是头一批冲进城的。
当时部队推进得太快，运粮草的后勤早就被甩没影了。
当兵的饿得眼睛发绿，上头的命令传下来就四个字：“就地征收”。
这四个字，对一群手里有枪、肚里没食的士兵意味着什么？
那就是城里所有东西，吃的、喝的、用的，连同会喘气的，都是他们的战利品了。
没人管，没人问，潘多拉的盒子就这么打开了。
曾根一夫在他的书里写，他永远忘不了扬子江边的情景。
天刚蒙蒙亮，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有放下武器的士兵，也有穿着粗布衣裳的平民，像牲口一样被一队队赶到江边。
几十挺机枪一字排开，军官手一挥，火舌就开始喷吐。
人群像被镰刀割倒的麦子一样，一片片地倒下去。
更让人头皮发麻的是，后面的俘虏被逼着上前，把前面同胞的尸体拖起来，扔进江里。
然后，他们自己再站到江边，被下一轮子弹扫倒。
冰冷的江水很快就变成了暗红色，浓重的血腥气顺着冬天的寒风，能飘出好几里地。
有些士兵甚至觉得用枪打不过瘾，他们把手榴弹绑在一起，扔进被捆成一团的俘虏堆里，看着血肉横飞的场面，管那叫“放烟花”。
一条活生生的人命，在那时那地，还不如一颗子弹值钱。
城里普通老百姓的命不值钱，那些平日里住在深宅大院，出门有黄包车，身上穿着绫罗绸缎的富家太太和小姐们，她们的命运也没好到哪里去。
国破了，家亡了，她们的财富和地位，不但没能保住她们的命，反而成了催命符，招来了更凶残的恶狼。
当兵的冲进城里，专挑那些高门大院下手。
一脚踹开雕花的木门，里面的古董字画他们看不懂，直接用枪托砸个稀巴烂。
他们要的是黄澄澄的金条和亮闪闪的珠宝。
在翻箱倒柜的时候，总能从哪个衣柜里、床底下，拖出几个吓得浑身发抖的女人。
这些女人跟乡下那些面黄肌瘦的农妇不一样，她们皮肤白净，身上带着香气，穿着剪裁合体的旗袍。
这对那些在战场上滚了好几个月、兽性被完全激发的士兵来说，是比金银财宝更刺激的战利品。
曾根一夫后来回忆，当时部队里流传一种病态的说法，认为能蹂躏这些平时连正眼都不敢瞧的“贵妇人”，才算真正的征服者。
他亲眼见过一队士兵闯进一户一看就非富即贵的宅邸，把家里的男主人打得头破血流，然后当着他的面，几个士兵围住了他那穿着宝蓝色旗袍的妻子。
起初，那女人还拼命挣扎、尖叫，但很快，华丽的旗袍被撕成布条，声音也从哭喊变成了微弱的呻吟。
完事之后，一个士兵嫌她躺在地上碍事，一刺刀就结束了她的痛苦。
曾根一夫就站在院子里看着这一切，他说自己当时心里一片空白，就像在看一出和自己毫不相干的木偶戏。
约翰·拉贝他们建立的国际安全区，是很多人最后的指望。
但从家里到安全区的路，每一步都可能踩在鬼门关上。
曾根一夫记得一对商人夫妻，丈夫把身上所有的金银细软都掏了出来，堆在军官面前，点头哈腰地乞求放他们一条生路。
那军官收了钱，却指了指他身边的妻子。
在丈夫绝望的注视下，几个士兵把那个女人拖进了旁边的空屋子。
最后，这对夫妻的尸体被一起扔进了街边的水沟里。
就算是躲进了安全区，也不意味着就安全了。
士兵们常常不顾禁令，翻墙闯进去抓人。
许多被抓走的女人，再也没有回来。
她们的结局，大多是在被日军当作战利品和工具肆意发泄后，死于疾病和无穷无尽的折磨。
那些曾经代表着金陵风韵的旗袍，在那个冬天，彻底碎了。
战争结束后，曾根一夫脱下军装，回到了日本老家，重新拿起了锄头。
他娶妻生子，看起来跟村里任何一个农民没什么两样。
但是，南京的景象，像烙铁一样烫在他的记忆里。
白天他在田里拼命干活，想把自己累垮，可一到晚上，那些扭曲的面孔、绝望的哭喊就会准时出现在他的梦里。
他睡不着，整夜整夜地睁着眼，看着天花板。
他沉默了将近四十年，最终还是决定把这一切都说出来。
他的回忆录在日本一出版，立刻掀起了轩然大波。
右翼团体把他家团团围住，骂他是“国贼”、“叛徒”，往他家院子里扔垃圾，寄来无数的恐吓信。
他没有退缩，反而开始参加各种反战集会，接受采访，一遍又一遍地讲，他是如何从一个在码头扛大包的青年，一步步变成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
2006年，曾根一夫在一家医院里咽了气。
他死前几年，收到的恐吓信比慰问信多得多，信里骂他是国贼，是日本的耻辱。
他只是把信收起来，继续在田里干活，直到再也走不动路。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