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的北京，秋风刮在人脸上已经有点凉了。
国务院一个大院门口，正上演着一出谁也看不懂的戏。
看门站岗的警卫，拦着一个老头儿。
这老头儿，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布衣，黑黢黢的脸上，那双眼睛却跟鹰似的，透着一股不让你多问的劲儿。
警卫按规矩办事，让他登记，他不写；问他找谁有啥事，他也不说。
他就那么杵在那儿，跟棵老松树似的，翻来覆去就一句硬邦邦的话：“我找蔡捷，还有戴宏。”
警卫也是头一回碰上这么“横”的主儿。
这地方，什么人没见过？
可这么不按套路出牌的，真是稀罕。
眼看僵在这儿不是个事儿，警卫没辙了，只好给蔡捷的办公室摇了个电话，把这情况一五一十地说了。
电话那头的蔡捷听得一头雾水，但还是挺客气，让警卫把电话递给门口那位。
“是我啊！”
电话一通，就这三个字，沙哑，还有点急。
蔡捷的脑子“嗡”地一下，这声儿熟，太熟了，熟得像是刻在骨头缝里。
可一时间，他就是对不上号，记忆里那些面孔过了一遍，没一个能跟这声音对上。
他小心地问了句：“请问您是…
电话那头顿了一下，好像没想到会被这么问，紧接着，三个字砸了过来，跟炮弹一样在蔡捷耳朵里炸开：
“老六纵！”
就这一下，什么都清楚了。
蔡捷眼前一黑，十八年的光景瞬间倒卷回来。
那是什么？
那是刘邓大军手里最快的一把刀，是打起仗来连自己都敢拼光、让敌人听见番号就腿软的铁军，更是那个在战场上九死一生，外号叫“王疯子”的司令员！
“是司令员！
司令员来了！”
蔡捷几乎是用尽全身力气朝着办公室里的妻子戴宏喊出来的。
戴宏也是六纵的老人，一听这话，脸都白了。
两口子什么都顾不上了，工作、文件、仪态，全扔到了一边，像两头发疯的豹子，冲出办公楼，朝着大门口就飞奔过去。
他们跑得那么急，是因为在蔡捷的记忆深处，有一幅画面永远也抹不掉。
那是1947年，天寒地冻的时候。
解放战争打得正凶，时任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司令员的王近山，坐的吉普车翻进了沟里，右腿摔了个粉碎性骨折，硬是从火线上给抬了下来。
蔡捷当时是纵队的秘书，正好要去后方办事。
临走前，纵队政委杜义德把他拉到一边，千叮咛万嘱咐：“小蔡啊，你一定得去看看王司令，告诉他，家里的事我们顶着，让他把心放肚子里，天大的事也没有养伤大！”
这任务，听着简单，办起来难。
六纵上下谁不知道王近山的脾气？
打仗就是他的命，你让他躺着，比拿枪顶着他还难受。
不让他惦记前线？
那不是要他的命嘛。
蔡捷跟一个通讯员，摸着黑出发，在太行山里头那搓板一样的路上颠了一百多公里。
他心里想，司令员那样的功臣，养伤的地方怎么也得是个后方医院，警卫里三层外三层的。
可黄昏时分，当他们找到邯郸南边那个小村子时，蔡捷整个人都傻了。
哪有什么小楼洋房，就是一户普通老百姓的破院子，土坯墙都往下掉渣。
门口就俩警卫，看着还没精打采的。
推开那扇“嘎吱”作响的木门，一股子土腥味儿混着中药味儿就冲了出来。
王近山就躺在屋里那铺光秃秃的土炕上，身上盖着床补丁摞补丁的旧军被，脸黄得跟土纸一样。
一个指挥着几万人的司令，就在这么个四面漏风、离敌人防区近得不能再近的地方养伤！
蔡捷心里头那股酸水一下就涌上来了，鼻子发堵。
“司令员！
您怎么能住在这儿？
这太危险了！”
他话都说不利索了。
王近山看见他，眼睛“噌”地就亮了，跟饿狼见了肉似的。
他根本不理会什么危险不危险，挣扎着要坐起来，劈头盖脸就是一串问题：“快说快说！
部队挪到哪儿了？
襄樊拿下来没有？
敌人有啥新动作？
老杜他们还好吧？”
他那样子，哪像个腿断了的伤员，倒像是被关在笼子里的老虎，恨不得立马就蹿回战场去。
在他的世界里，个人的死活、舒服不舒服，根本就不算个事儿。
只有枪炮声、冲锋号，那才是过日子。
蔡捷看着这位躺在破炕上，心里却装着整个战场的“疯子”，又敬佩又心疼，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十八年后，1965年的北京街头，那股心疼的感觉又回来了，而且更厉害。
蔡捷和戴宏把王近山扶到附近一家小茶馆里。
热茶的雾气一上来，王近山那张饱经风霜的脸才稍微缓和了点。
他身上的衣服，比当年在村里养伤时还朴素，活脱脱就是一个刚从地里出来的老农民。
人瘦得脱了相，脸色蜡黄，一看就是身上有大毛病。
“司令员，您…
您这次来，是有什么要事？”
蔡捷问得很小心，生怕哪句话戳到老首长的痛处。
王近山端着茶碗，手有点抖。
他长长地叹了口气，那口气里有委屈，有无奈，还有一丝不好意思。
他来北京，不是为了别的事，就是为了看病。
原来，他这一身的伤，就没断过。
当年车祸那条腿，落下了终身残疾。
后来在朝鲜，一颗子弹从他右边脖子打进去，左边脖子穿出来，差点就交代在那儿了。
这些年，因为个人生活问题“犯了错误”，他被一撸到底，从中将降成了个农场的副场长。
身份一变，天就变了。
以前他是战斗英雄，去哪个医院都是绿灯。
现在，他拿着地方的介绍信去医院，人家一看他这个“戴罪之身”，又是个疑难杂症，都找各种理由把他往外推。
跑了好几家，连门都进不去。
这位为打江山流过血、断过腿的战将，到头来想看个病，竟然比登天还难。
“实在是没有法子了，”王近山的声音低了下去，“才想着来北京找找你们…
听到这儿，蔡捷和戴宏夫妇俩的心就跟被锥子扎了一样。
眼前这个人，是那个喊出“狭路相逢勇者胜”的猛将，是那个宁愿自己住破屋子也要把好房子让给伤病员的司令。
他把自己最好的年华、最滚烫的血，都给了这个国家，到头来却落到这个地步。
“司令员，您什么都别说了！”
蔡捷一拍桌子，眼睛都红了，“看病的事，交给我们！
在北京，我们还办不成这点事？”
两口子二话不说，扔下各自单位一大摊子事，亲自陪着王近山跑医院。
他们动用了所有能动用的关系，找了最好的医生，安排了最快的检查。
在北京的那段日子，总算让这位落魄的将军，感受到了一丝久违的温暖。
临走的时候，王近山紧紧握着蔡捷和戴宏的手，约好了，等身体养好了，一定再来北京聚聚。
可谁都没想到，这一别，就是天人永隔。
后面那场席卷全国的十年风暴一来，所有人都身不由己，他们也彻底断了联系。
等蔡捷夫妇再听到王近山的消息，已经是很多年以后，一封从南京发来的冰冷电报，上面只有几个字：王近山同志因患癌症，医治无效逝世。
那一刻，蔡捷仿佛又看见了那个在国务院大门口执拗站着的老人，看见了那个在破土炕上瞪着眼睛问战况的司令。
这位“疯子”将军，一辈子都在冲锋，为了战斗，为了胜利。
他生命里最后一次，为了活下去而进行的“冲锋”，却是如此悲凉。
王近山最终没能再回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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