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庆谈判期间，郭沫若于民主人士的酒会上发现毛泽东手腕上没有佩戴手表。到了第二天郭沫若便托人将自己所佩戴的欧米茄手表赠送给了毛泽东。之后这块手表伴随毛泽东度过了解放战争以及新中国的建设历程。表带曾经被更换过多次，玻璃面也出现过两次破裂的情况，但是毛泽东始终没有将它丢弃。这样的细节或许比档案还要真实。一位被称作是继鲁迅之后革命文化界旗手的大学者，为什么会对另一位政治领袖怀有如此细腻的忠诚？
两人初次相遇具有戏剧性。在1926年于广州林伯渠的书房里，郭沫若推门看见一个说话声音较低如同文士的年轻人。郭沫若之后在自传里写道，太史公描述张良“状貌如同妇人女子”，他觉得毛泽东也是这般。当时存在这样一种第一印象的错位是挺有趣的。那时郭沫若已经是名满天下的《女神》的作者，毛泽东刚刚主持完农讲所，脸上还留存着湖南农村调研所留下的尘土。真正让郭沫若心服口服的是在1938年阅读《论持久战》时那种一下子明白过来的感觉，他后来对友人说，自己研究甲骨文能够辨别商周遗留下来的音韵，毛先生分析时局却能够看透长达百年的局势谋划。
我认为，郭沫若的崇拜之中包含着对知行合一的向往。他在流亡日本期间撰写《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依靠的是文献方面的考据工作。而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创作《实践论》，每一个字都饱含着井冈山反围剿时留下的血痕。在1944年，毛泽东委托周恩来传递信件夸赞《甲申三百年祭》对中国人民有极大的益处，郭沫若反复阅读了三遍，并且将重点标记在“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这句话上。相较于文人间的相互吹捧，这种将学术成果转化为实践能量的能力，才是他真正所渴望的。
两人在关系之中最为动人的部分是诗词唱和里的认真较劲。在1959年的时候，毛泽东创作了《七律·登庐山》，还特地让胡乔木把这首诗送给郭沫若去进行修改。郭沫若提出了三条修改的意见。九天之后毛泽东回信表示两首诗又改动了一点字句，让再把诗送给郭沫若看看。这样的反复推敲，不像是领袖和文胆之间的交流，反倒像是两个诗人相互磨砺诗艺。最为经典的事例是1961年关于《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争论情况。郭沫若愤怒地怒骂千刀当剐唐僧肉，而毛泽东则以和诗僧是愚氓犹可训来回应，用统一战线的智慧来点醒老友。等到郭沫若按照原诗的韵律再写诗金猴火眼无容赦时，毛泽东笑着说道：这样就好了对中间派不再进行一刀切的做法。
互动的背后存在着微妙的互补情况。郭沫若对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评价为有经有权，毛泽东听闻后感到很高兴，认为自己遇到了知音。实际上观察郭沫若的一生，他不也始终是在学术理想和政治需求之间寻求平衡？而毛泽东称郭沫若的史论、史剧只嫌少不嫌多，这正好是对这种平衡最为有力的认可。
当然会存在观点相互碰撞的时候。在1973年，毛泽东创作了《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直接表明十批不是好的文章。郭沫若在家中向自己的子女感慨：主席劝我减少对秦始皇的批评，是担心我陷入历史虚无的境地。但是他哪里能够知道，我所批判的是借古讽今的不良风气。这种既接受批评同时又保留自己观点的态度，反而比绝对地服从更显现出真诚的特质。
也许可以这样来进行总结：郭沫若对于毛泽东的感情，包含了士人对于明君传统知遇之恩的那一部分，也包含了现代知识分子对于实践力量的敬畏的那一部分。当他看到毛泽东戴着那块欧米茄手表接见外宾的时候，或许会想起自己《满江红》里的语句：天垮下来能够擎得起，世风颓败能够扶正。而毛泽东回应的“四海翻腾云水怒”，恰好是对他心中理想主义最为热烈的回应。
这样一看，郭沫若与毛泽东两人交往的历史，实际上是一部相互淬炼的精神史。郭沫若从毛泽东那里获取了让才情得以落地的支点，毛泽东从郭沫若身上看到文化力量是如何转化为革命动能的。如同重庆谈判时赠表的那双手，既能够写出气度雍容格调较高的赞词，也能够改写出玉宇澄清万里埃的史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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