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月的那个寒冬，在皖南的崇山峻岭之中，一支九千余人的抗日劲旅——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部队，并非覆没于日寇之手，而是在同胞军队的包围圈内近乎全军覆没。军长叶挺被扣，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在突围后死于叛徒之手，政治部主任袁国平自戕殉国。
这便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它不仅是抗日战争时期国内政治矛盾的一次剧烈爆发，更因其中暴露的诸多“反常”决策而成为一桩沉重的历史公案。
当我们回溯那段历史，一个核心问题挥之不去：作为这支队伍的实际最高领导人，项英究竟扮演了何种角色？是何种原因，让一位资深的革命领导者，在从战略抉择到战术指挥的连环环节中，似乎一步步将部队导向了绝境？
项英
要解答这些令人痛惜的疑问，我们必须拨开历史的迷雾，审视三个关键节点：
项英为何对中央三令五申的北移指示长期拖延乃至对抗？他为何在最后关头，放弃相对安全的既定路线，选择了一条通往绝地的“南线”？以及，当军事危机达到顶点时，他的临场指挥又出现了哪些致命失误？
对这些问题的剖析，将为我们理解这场悲剧的内在逻辑，提供一把关键的钥匙。
首先，我们必须认清，项英对中共中央“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战略方针的长期犹豫、消极执行乃至公开对抗，是皖南困局形成并恶化的根本性、战略性原因。
早自1940年春起，面对国民党顽固派日益露骨的反共摩擦，毛主席、朱德、王稼祥等领导人便敏锐判断，孤悬于国民党第三战区重兵环伺之下的皖南军部，处境极其危险。因此，从1月到4月，中央连续电催项英，应“速作北移”之部署，东进苏南或北渡长江均为可行之策。
苏北的陈毅、粟裕也明确建议皖南军部“将计就计”，东移苏南。
陈毅和粟裕
然而，项英的回电却始终充满了保留与托词。他反复强调皖南战略支点的特殊重要性，认为“在战略上，北方必须有南方之配合”，甚至提出“皖南在任何情况下，非独立行动坚持南方不可”。
这种固守一隅、对全局战略缺乏理解的认识，与中央“跳出包围、深入敌后广大天地”的明确意图形成了尖锐对立。
1940年10月黄桥战役后，皖南形势已危如累卵，多人急电建议“从速北移”，但项英在11日的回电中仍坚持“军部困难北移”。
11月下旬，毛主席以空前严厉的措辞批评项英“毫无定见，毫无方向”，但项英的行动依然迟缓。这种拖延，不仅是军事上的犹豫，更被研究者视为一种政治上的“右倾机会主义”表现，即对国民党抱有不应有的幻想，在统一战线中丧失了独立自主的斗争原则。
最终，部队拖至1941年1月4日方才动身，这不仅违背了与国民党约定的最后期限（1940年12月31日），丧失了政治上的主动权，更致命的是，将宝贵的转移时间拱手让给了对手，使得国民党军有充足时间完成秘密调动和层层布防。
新四军
正如亲历者新四军秘书长李一氓后来痛惜所言：“假如能提早四五天，结果也不会如此之难堪。”可以说，在枪声未响之前，项英在战略决策和组织纪律上的双重失误，已为悲剧埋下了最深的伏笔。
当部队终于启程，项英在转移路线上的选择，则是一系列错误中最为突兀和难以解释的一环，堪称战术上的“自投罗网”。
此前，军部参谋处已在叶挺军长指导下，进行了数月周密准备，拟定了两条主要路线：
一条是向东，经马头镇、郎溪至苏南（东线），这条路线沿途设有兵站，有地方党和群众基础，且是此前与第三战区有过商议的路线；另一条是向北，直接经铜陵、繁昌间北渡长江（北线），此线路程最短，渡口、船只均已秘密准备就绪，一次可渡7500人，且一度是老蒋指定的路线。
无论选择哪一条，部队都有在敌包围圈尚未完全合拢前快速突出去的可能。
然而，在最后决策时刻，项英令人惊愕地否决了这两条经过充分准备的方案，转而选择了一条完全出乎所有人意料的路线：向南，绕道泾县茂林、三溪、旌德，企图进入黄山天目山区域。
这条“南线”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它路途最远、最崎岖，直接深入国民党军的后方防区；因从未被考虑，沿途毫无群众和情报基础；更严重的是，它在政治上授人以柄，坐实了国民党诬蔑新四军将“南窜”建立“三山根据地”的谣言，为国民党发动围攻提供了“口实”。国民党第三十二集团军在其战后战斗详报中，竟将“该匪军自投罗网”列为其“成功之主因”第一条。
国民党军队
这一决策，彻底浪费了之前的全部准备，使部队像一个盲人般闯入了国民党军精心布置的、最强的包围圈。
其背后动机，历史学家们有诸多推测，或源于对“南下发展”的路径依赖（项英曾有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经历），或出于对北渡长江的过度恐惧，或是一种试图远离中央、独立开辟局面的错误心理。无论如何，这一决定在军事上毫无合理性，直接导致了后续作战的极端被动。
最后，在战役实施过程中，项英的临场指挥表现为持续的优柔寡断、朝令夕改，并在最关键时刻出现了动摇，最终导致指挥体系崩溃。
1941年1月5日，部队行至茂林，项英下令休整一天。这宝贵的二十多个小时，使得正在兼程赶来的国民党军第四十、七十九师得以抢占隘口，完成合围。
1月7日，先头部队在星潭遭遇阻击，经过血战，实际上已经打开了缺口。前线指挥员请求增援两个营即可巩固突破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项英却在百户坑主持召开长达七小时的马拉松会议。
会上，叶挺力主不惜代价拿下星潭，坚决突围，但项英犹豫不决，反复讨论，最终错误决定放弃进攻，命令部队原路撤回，改向高岭方向突围。这一撤退命令，不仅挫伤了锐气，更造成了行军序列的混乱。
新四军部队
随后，在发现高岭亦被敌重兵封锁后，部队又彷徨折返，士气与体力在无谓的辗转中消耗殆尽。
最严重的事件发生在1月9日凌晨，面对极度危局，项英未能与叶挺充分商议，便与袁国平、周子昆等人带领少数随从一度私自离开指挥岗位，企图单独穿插突围。此举虽在途中因无法突破而于次日返回，但在部队最需要坚强核心的时刻，最高领导者的暂时“失位”，造成了严重的指挥中断和士气打击。
尽管中共中央在得知后迅速电令“一切军事行动均由叶军长负总责”，但最佳战机已然彻底丧失。项英返回后，虽向中央检讨“临时动摇”“影响甚坏”，然败局已定。
最终，被困于石井坑狭小地域的部队，在弹尽粮绝后防线瓦解，除约两千人分散突围成功外，大部牺牲或被俘。
项英在这一系列临战处置中的表现，被中共中央在事后《关于项英、袁国平错误的决定》中批评为“犹豫动摇”“处置失当”。
综观全局，项英在皖南事变中的责任是沉重且多层次的。
在战略层面，他对中央指示的长期拖延与对抗，使部队丧失了转移的最佳时机和政治主动权；在战役决策层面，他选择“南线”这一最坏路线，主动钻入敌人口袋；在战术指挥层面，他进退失据、优柔寡断，并在危急时刻出现动摇。这些错误环环相扣，构成了导致惨败的主要内因。
当然，历史地看，皖南事变的根源在于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既定政策，其发动突然袭击是首要罪责。同时，当时复杂的历史情境、通讯的困难、国共高层谈判的波诡云谲，也都是构成这一重大事件的背景因素。
但无论如何，作为身处前线的最高负责人，项英未能执行正确方针，在关键时刻连续做出致命误判，其领导责任无可推卸。
参考文献
- 中央档案馆编：《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
-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2）》，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五辑 第二编 政治（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
- 王辅一：《项英传》，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
-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
- 李一氓：《模糊的荧屏》，人民出版社，1992年。
- 周祖羲等整理：《皖南事变研究与争鸣》，安徽人民出版社，1990年。
- 国民党军令部战史会档案：《第三十二集团军围剿皖南新四军军部战斗详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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