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4月7日晚，昆明军区总医院的手术灯一直亮着。医生低声提醒：“切口要小，总理还要赶路。”周恩来只是微微颔首，“务必快。”急性阑尾炎被切除，他却没多停留。几天后，亚非会议就要在印尼万隆召开，中国代表团行程已经敲定，只是外界并不知道，周恩来改变了上机路线。
在北京，中南海丰泽园的书房烟雾缭绕。毛泽东、周恩来和罗瑞卿坐在一张小桌前，筹划出访的安全方案。海路太慢，陆路太险，剩下的只有飞机。香港启德机场到雅加达的印航“克什米尔公主号”看似最可行，可潜伏的保密局正盯着这一小时的加油窗口。
香港确实是情报熔炉。国民党保密局特务赵斌丞与陈鸿举在九龙巷口找到了周梓铭——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清洁工。父亲欠下赌债，他们便用50万港币和绑票双管齐下，让这位年轻人松了口。牙膏状炸药藏进行李仓夹层，行动代号“1”进入倒计时。
4月11日中午，印航经理拍着胸脯保证，飞机在港仅停一小时，谁都别想靠近。然而保密局的人早就在机坪角落观察动静。17时整，“克什米尔公主号”滑出跑道，机腹安静得像什么都没发生。19时左右，南海上空传来巨响，机身折成三截，浓烟笼住视野，只剩三名飞行员被海面掀起的气浪甩了出来。
炸弹精确引爆，可蒋介石等来的并非庆功电报，而是“周恩来不在飞机上”的情报。桌角的瓷杯被摔得粉碎，电话线那端的毛人凤只听见一串闷雷般的咒骂。原来，手术后的周恩来接受缅甸总理吴努的邀请，经昆明转机去仰光，再取道雅加达。代表团就此兵分两路，真正的信息只掌握在极少数人手中。
昆明的天空刚放晴，电报已经飞向北京。周恩来叮嘱邓颖超，“香港那班飞机一定要再核查。”外交部随即两次约见英国驻华代办处，请香港当局严加防范。印航方面觉得大惊小怪，被逼无奈才答应派工程师现场检查。谁都没料到，特务早在地勤制服里行动。
飞机爆炸当晚，新加坡与印尼空军迅速搜寻，英国驻香港空军、海军也派舰机驰援。除了三名幸存机组，11名记者与随员无一生还。劫后余生的工程师卡尼克回忆，客舱突然弥漫白烟，紧接着火光吞噬了机翼；机长将机头拉平，下一秒机身便从腰部炸断。
保密局尝到甜头却未得成果，只能再赌一次。4月16日，周恩来抵达雅加达，下榻处收到匿名信：一支28人暗杀敢死队已潜入印尼，会场内外均可能出现无声手枪。信末署名“国民党保密局暗杀成员”，内容具体到悬赏数额——刺杀成功，普通目标20万盾，周恩来本人再加40万盾。
中国驻印尼使馆立刻通告印尼政府加强警戒。陈毅面对密信，抬高嗓门对随员说，“从现在起，人人当警卫员。”他的身影随时出现在周恩来左右，甚至连文件递交都亲自跑腿。印尼警方随即布控会场、宾馆、街口，并将数名可疑华人军官驱离万隆。
会议还是照常召开。七天里，周恩来平均每天睡不到三小时，却场场出席。57岁的身体尚未完全从手术中恢复，衣领内的纱布被细心的翻译用领带遮掩。场内辩词犀利，场外神情从容，他在16场正式会谈中提出“求同存异”的主张，赢得与会29国代表一致认可。
蒋介石的第二次暗杀计划最终没有机会启动。台方特务因为印尼警方的高压和中国代表团的严防而四散。会场大厅的水晶灯下，没有响起枪声，只有各国代表轮流鼓掌。周恩来与印尼总统苏加诺握手时，陈毅就站在半步之外，右手始终插在口袋里，那里面握着一截小型警棍。
4月24日，会议闭幕。代表团踏上返程专机时，雅加达机场跑道两侧士兵列队敬礼。谁都清楚，这趟行程付出的代价无法用鲜花抵偿：11位同行者长眠海底，数十名幕后人员在风口浪尖奔波。可“克什米尔公主号”的残骸里没有找到一个名为周恩来的座位号，残片却见证了刺杀阴影下的生死较量。
对于局外人而言，这场暗流涌动只留下几行新闻短讯；对参与者来说，每一步都写着刀锋。1955年的亚非会议因此添上一段血雨腥风的插曲，也让“周恩来”这三个字在国际舞台上愈发沉稳而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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