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12月9日，北京玉泉山脚下的平房里，煤炉烧得正旺。邓小平伏案批阅文件，窗外寒风卷着残雪。午后，李德生推门进屋，两人先寒暄几句，屋里热气顿时压住了北风的哨声。李德生将手中记满密密麻麻小字的笔记本递到桌上，开门见山讲到王近山的近况。
简短插曲后，李德生提议：“老王身体虽差，可精气神还在，军区里都惦记他，能不能给他再安排点更合适的工作？”话音刚落，邓小平抬头，先是轻轻点头，然后停顿数秒，说出那句后来在军内几乎人尽皆知的评语：“应该考虑。”
一句“应该考虑”，背后是二人对“王疯子”二十多年枪林弹雨的共同记忆。王近山1946年率第六纵围攻大杨湖，敌军整编第三师精锐装备、碉堡林立，他却硬是带着不到万余人啃下来。战斗结束，邓小平对身边作战参谋低声感慨：“这小子猛得像头牛。”这句话随后在兵站茶棚里被口口相传，成为基层官兵评点“王疯子”的原始版本。
1947年初春，他急着赶赴豫北前线，雪天车翻，大腿粉碎性骨折。送进野战医院后，得知可能落下残疾，他把被子蒙头憋了半晌才抹泪问军医：“我还能打仗不？”邓小平听闻，特意骑马十余里赶来探视。病房外人不多，两人用半带玩笑的语气“讨价还价”。邓小平拍拍他肩膀：“腿好不好我说了不算，但前线少不了你。”王近山挤出笑：“政委，您可别骗我。”对话只有寥寥数句，却让护士悄悄红了眼眶。
解放后，王近山历任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副司令员、第十二军军长、北京军区副司令员。1952年，他指挥十二军在上甘岭阵地咬死不退，阵地前沿就那几条壕沟，被敌炮火削平十七次又扒十七次。战后，志愿军总部嘉奖，金日成也写来贺电，王近山却抹着汗说一句：“让那帮美国佬再来试试？”言语粗，却让翻译官额头直冒汗。
60年代初，他在感情问题上闹出风波。妻子韩岫岩上书中央，王近山犟脾气上头，一口气递交离婚报告。1964年春，他被撤销职务、开除党籍，调往河南黄泛区农场。下放那天，他只带两套旧军装、一本《孙子兵法》，一言未发。农场的泥淖、蝗虫、瘴气没把他放倒，真正磨人的，是深夜无边的寂静。
1969年“九大”召开前夕，他托老部下肖永银捎信毛主席：“我叫王近山，今年53，愿听党指挥。”许世友把信直接交到主席手中。毛主席在中南海散步时忽然问一句：“王近山哪里去了？”三天后，南京军区来电：王近山任副参谋长。那年冬天，他拄拐踏进军区大院，岗哨敬礼声此起彼伏，他却只回一句干巴巴的“同志们好”，便匆匆钻进灰楼里的办公室。
副参谋长的编制对一员久经沙场的大将终究显小。李德生此番进京，正是带着老部下们“让老王再发挥点余热”的嘱托。邓小平思忖良久，说出更具体的安排：“我和刘澜涛商量，政协常委的名额给他留一个。”在那届常委会里，军队代表本已定完，名单因此重新调整，档案上出现了“王近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一行醒目的字。
1975年初，邓小平到南京视察，刚落地便问：“老王呢？”正在送机场迎接的军区首长小声汇报：“王近山住院抢救。”邓小平当即打断其他工作安排，先要病情报告。南京军区随即派人连夜整理病历，次日清晨发回北京。指示只有一句：“必要时送北京，费用不要计较。”同年夏末，王近山病情稍缓，他拄着拐杖在病房走廊练习步伐，嘴里念叨着：“常委帽子可别给别人戴喽。”护士听到后悄声笑，却没人插嘴。
然而胃癌并不给战将留情面。1978年5月10日凌晨，病房挂钟敲过四点，军号声通过录音机轻轻飘出。昏迷中的王近山似乎还在阵地上，他呼吸急促，嘴唇蠕动：“敌人打到哪儿了？我们谁在那儿？”守在床边的小儿子俯身应声：“李德生叔叔在那里。”老人这才安静下来，呼吸渐渐平稳，机器上的波形缓缓拉平。
噩耗传京后，邓小平立即批示：“悼词我要看，人已故，不能再用‘副参谋长’。”他挥笔划掉“副参谋长”四字，改成“顾问”。第二天，中央军委下令：王近山为南京军区顾问，丧事规格按大军区正职办理。老战友间流传一句话：“顾问两个字，比任何头衔都重。”
1993年，邓小平接到为纪念王近山诞辰七十周年出版画册的请托，在一张洁白宣纸上写下“—代战将”四字。写毕，他把毛笔轻轻放回笔搁，望着窗外初春细雨，没有再说话。
到此，王近山从“王疯子”到政协常委的曲折路径清晰可见。1974年那次炉火旁的简短交流，既是对一位老兵功绩的肯定，也是对革命年代同袍情谊的珍视。历史没有夸张的注脚，只有一句实实在在的“应该考虑”，让“王疯子”以新的身份走完最后的旅程。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