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初冬，北京西山的风带着湿冷，刘英站在南沙沟的小院里，望着灰白的天空，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把老伴的骨灰接回北京。时钟倒拨到四年前，这个念头便在她脑海里生了根，却一直被一道看不见的闸门压住。那道闸门的钥匙，恰恰握在中办主任汪东兴手里。

1974年春末，刘英获准探亲进京。先去了王震住处。老人家把烟斗放下，近乎嘱托地说：“老张得回北京，给毛主席写信试试。”彼时张闻天与几位老同志被疏散在广东肇庆已满三年，气候闷热，医疗条件有限。刘英回到肇庆立刻动笔，措辞谨慎，却始终没盼来批复。传来的只有一句转告——“到北京恐不合适，可考虑其他地方”。转告人正是汪东兴。夫妻俩权衡再三，选了无锡，理由很简单：气候好过岭南，离江浙亲友也近。

一年后，张闻天病情恶化，1976年7月病逝于无锡。这一年，中国局势风云突变，汪东兴身处要津，刘英再次提笔，请求回京安置骨灰。信件石沉大海。毛主席于当年9月病逝，叶剑英出面，才让刘英得以前往北京参加遗容瞻仰。小院门口，叶帅轻声对她说：“去吧，另有我负责。”这句不足十字的话，给了刘英暂时的慰藉。

刘英暂住在老战友陈宗瑛家，三个月后又搬进南沙沟。组织部同志登门，征询需求。刘英毫不犹豫：第一，把张闻天骨灰迁到北京；第二，尽快为他定性，整理遗稿。对方爽快应允，可几日后风向骤变，通知摆在桌上：骨灰迁移“暂缓”，理由同样来自汪东兴——“不必迁动”。刘英皱着眉，把纸条折好放进抽屉，自知这事还得慢慢耗。

同年岁末，中央酝酿为几位已故老同志合并举行追悼活动，刘英听到消息，心中燃起一丝希望。不料讨论阶段即遭搁置。陈云得知情况后表态：张闻天贡献突出，应单独追悼；若邓小平主持，更能彰显分量。方案很快拍板，悼词由胡乔木、邓力群执笔。胡乔木感叹：“闻天同志在肇庆写的那些文章，我真写不出来。”这句肺腑之言，刘英后来在书里专门记上一笔。

追悼会举行前夕，刘英在老干部局同志陪同下奔赴无锡，取回骨灰。途中经过江阴大桥，她忍不住推开车窗，任冷风刮面。几十年的风浪都过来了，这点寒气算什么。骨灰盒抵京那晚，南沙沟小院灯光彻夜不熄。刘英轻轻抚摸盒盖，低声道：“回家了。”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张闻天的文稿问题也在同步推进。早在1974年，王震就提醒过刘英，千万别让珍贵手稿散佚。于是，刘英把一麻袋稿纸寄存在王震办公室。1979年春，王震将手稿移交中国社会科学院，胡乔木任院长，邓力群为副院长，随即成立“张闻天文集整理组”。整理工作持续十余年，1990年代，《张闻天文集》四卷本全部面世，共268篇文章，涵盖经济、党建、国际战略多领域，成为研究中共早期理论的重要文献。

回顾这条曲折的道路，刘英在晚年著书时几次提到汪东兴。她没有指责之词，只说“颇有微词”。从1974年到1978年，“三封信、两次口头申请、一趟北京行”，无一例外地卡在同一个人手上，换做谁都会有情绪。值得一提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干部政策拨乱反正，多数老同志的待遇得以纠正，刘英对组织保持了尊重，也对部分阻力作了冷静记录，没有进行过度渲染。

有人问：刘英为何执意将骨灰迁往北京？除了方便祭奠，还有现实因素。无锡地势低洼，潮气大，墓园管理难及首都八宝山规范；再者，张闻天作为曾经的《遵义会议决议》执笔人、党的重要理论家，其安葬地点具有象征意义。试想一下，如果长期留在江南一隅，后人研究、纪念均会受限。

对话不多，却揭示本质。“要回北京”“不合适”，短短数词，折射出当时政治气候的微妙。刘英并未将矛头直指个人，而是把注意力放在完成老同志未竟之业。出版文集、恢复名誉、合理安葬，三件事环环相扣，缺一不可。事实证明，她的坚持后来成为学界得以系统研究张闻天思想的前提。

1993年深秋，《张闻天文集》第四卷摆上新华书店书架，刘英翻开序言，沉默许久。三十年的奔波总算有了句号。那年她七十八岁，提笔写下回忆录，谈起多人，多处详略并举，却对汪东兴几次一笔带过，仍旧留下“微词”二字。个中意味，读者自可揣摩。

是非功过终归史家评说，但若没有刘英当年的坚持与周旋，今日学术界很难看到完整的张闻天思想脉络。历史到此便停，既无抒情，也不多做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