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七月的一个闷热夜晚，北京丰泽园的树叶几乎不带声响。灯光透过菊香书屋厚厚的窗棂，高智在门口站了好几分钟，他知道屋里的人正翻着材料，却迟迟不敢抬脚。就在前一天，叶子龙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了一句略带玩笑味儿的话：“陕北娃，明天起你跟主席一桌一屋，别犯怵。”高智嘴上说“是”，心里却七上八下，这可是和自己在延安仰望多年的那位“天上星”。
门开了，罗光禄用眼神示意他进去。毛泽东坐在床沿，手里仍握着一本线装书，灯光把他的面庞映出略显倦意。“你叫啥？”湖南口音里拖着尾音。高智深吸一口气：“高智。”毛泽东点点头：“高——智，好记。”这一晚没有更多寒暄，倒让高智放松不少。他忽然意识到，眼前这位领袖并非遥不可及，反而像延安夜路上那座总能找到方向的宝塔，亲切而笃定。
高智的故事要从十年前说起。1943年，陕北绥德师范的课堂里，老师刚在黑板上写完几行算术，他已经琢磨着另一件事——去延安见毛主席。成绩优异的他竟拉着十来个同窗，一路徒步七天，鞋底磨穿才望见宝塔山的轮廓。可那天夜里，只见银河满天，不见主席的身影。失落归失落，却也就此被分到中央机关机要科，他逐渐明白，跟在后方守好电报同样重要。
1947年夏，小河村的窑洞里热浪翻滚。蒋介石的“重点进攻”被粉碎，西北野战军酝酿反击。机要科众人忙里偷闲，黑豆煮得硬得咬不动，吃多了直“放雷”。院子里笑声一片，毛泽东顺着声音出来问：“黑豆好吃吗？”话音未落，又是一声闷响。毛泽东抬手半开玩笑：“这是谁回答‘不’呢？”众人笑成一团。紧接着，他语气一转：“再忍几个月，就能吃敌人仓里的米面。”第二个月，沙家店战役打响，整编三十六师灰飞烟灭，西北战局豁然开朗。
转眼已是建国后。1953年，高智接到调令，正式成为机要秘书。从那时起，他才真切体会到毛泽东日常工作节奏——白天会见外宾、批阅电文，深夜散步、聊天，往往清晨才入睡。一次月明星稀，毛泽东背着手沿长廊踱步，忽然喊：“高智，过来。”高智快步跟上。“全国我只管两个半人。”毛泽东看着远处树影，语气平静。高智愣住：“主席，哪能呢，您得管亿万人。”毛泽东摇头：“不，我能管的就两个人——你和罗光禄。还有半个，我有看法没办法。”话说得轻描淡写，却让高智心头一震，他第一次意识到，领袖肩上的担子沉重到什么程度。
毛泽东对身边工作人员要求细致，却也极少摆架子。高智摸准了他的习惯，特地做了件多口袋坎肩，文件按轻重缓急分类塞好。毛泽东用得顺手，后来打趣：“你这身行头，和钟表匠差不多，掏啥都有。”高智哈哈一笑，心说秘书就得“万金油”。
游泳是毛泽东的爱好，湘江、长江都留下他的身影。1959年六月，他南下长沙。高智照例询问需不需要准备游泳事宜，毛泽东头也不抬：“不游。”第二天，警卫部门仍按惯例备好救生船，罗瑞卿放心不下。高智拦住：“主席明说不游，咱别自作主张。”罗瑞卿皱眉：“安全第一。”高智咬牙：“真出事我负责。”那天船在江面缓缓行驶，毛泽东果然只把手伸到水里拍了拍，没有下水。岸边的准备工作无人察觉，但高智知道，若是擅自安排，恐怕又得挨批。
1962年春天，毛泽东把高智叫到颐年堂：“想不想去地方锻炼？”一句话让高智愣住。他舍不得，却更懂形势。“我听组织安排。”毛泽东沉吟片刻：“那就回陕西吧，农业、教育都行。”临别前，两人合影。毛泽东把他送到门口，轻声叮嘱：“到了黄河边，替我看看那里的水。”十年朝夕，一别竟成难再见。
高智赴西安任职，清简得惊人，一辆吉普载着全部行李。有人说他傻，他摆摆手：“攒不下什么，带走的够用就行。”他常给毛泽东寄当地小米，主席一封短信回过来：“小米收到，安心工作。”寥寥数语，却令他激动半晌。
1976年九月九日凌晨，西安的收音机传出缓慢而低沉的播音，高智跌坐在地。间隔十四年，他再没能兑现“打前站”的承诺。七天后，他站在人民大会堂水晶棺前，泪水模糊视线，耳边仿佛又听见那湖南口音：“高——智，这名字厉害。”
多年以后，他对友人回忆那段岁月，不谈功勋、不谈职位，只念一句：“老人家说过，他只管两个半人，我是其中之一，我得对得住这句话。”静默良久，他抖了抖手里的老照片，照片里毛泽东微笑，高智站在一旁，腰板挺得笔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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