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11月20日下午一点，北京的天空带着冬日常有的灰白，西山隐约可见。距离特别法庭开庭还有一小时，中央电视台技术人员正忙着最后调试，确保画面能实时送到中南海的一间小会客室。那间房里，邓小平、华国锋、彭真、胡耀邦几人已提前落座，茶水微热，一切静候屏幕亮起。

画面切换前，彭真轻声一句：“准备好了。”邓小平点点头，没有多话。对外，这是一场备受关注的公开审判；对他们而言，却是四年筹划的收笔动作。要把林彪、江青两案处理妥当，不仅要法律得体，更要政治分量恰如其分——这话在1977年两案审理小组成立时就已讲得透彻。

镜头往回拨到1976年10月6日。那晚，“四人帮”被宣布落网，局势骤定，但最棘手的部分才刚开始。是秘密处理还是交由法律？党内议论持续数月。华国锋强调“经得起历史推敲”，叶剑英主张“以事实说话”，而邓小平更是看重“程序公信”。没有成型的刑事法典，无从谈起公开审判，偏偏又不能让案件无疾而终。

1978年春天，五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新《宪法》草案；翌年7月，全国人大又通过了《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法律工具终于摆上桌面，两案审理领导小组加快步伐，核卷、取证、归档，一项不敢省。胡耀邦在京西宾馆座谈会上再三提醒“证据要锁死，口供要互证”。黄克诚补了一句：“咱们老兵打仗拼命，审案同样得硬碰硬。”

到1980年初，“秘密”与“公开”的分歧仍未完全消散。书记处先拟定不公开方案，理由是机密太多。然而彭真坚持向常委阐述公开审理的三重益处：震慑、教育、立法示范。华国锋频频点头，邓小平思索片刻说道：“公开，也是一堂法制课。”随即拍板——特别法庭，一审终审。

法庭选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观众席两层，可容七百余人。旁听名单严格筛选：老干部、烈士家属、新闻记者，还有部分驻京部队代表。外国观察员谢绝入内，但庭审要全程录像，次日供新华社通稿。技术组临时拉起四条地下电缆，保证画面传送无延时，这是那年中央台最大规模的直播尝试。

开庭那天，两点三十分，王洪文首先被法警带出；随后是姚文元、张春桥分案处理未到场，邱会作、吴法宪、李作鹏各就各位。三点一刻，江华高声：“传被告人江青。”礼堂内的气流瞬间凝固，几百双眼睛齐刷刷看向通道。江青面色苍白，却挺直腰杆，双目横扫现场，仿佛仍在寻找记者的闪光灯。

会客室里的电视画面跳动，邓小平定定看了几秒，吐出一句：“久违了，江青女士。”话音不高，却让旁边工作人员屏住呼吸。随后，他端起茶杯，只是略微皱眉，目光没有离开屏幕。短暂对话只此一句，却重若千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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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上控诉环节持续近三小时。检察官引述案卷、录音、书证、证人证言，逐一指证江青等人“组成反党集团，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并罗列迫害同志、发动“批林批孔”、煽动武斗等二十二条重大罪行。江青不断举手要求发言，审判长多次提醒“不得进行与案件无关的政治宣传”。她仍高声辩称：“我只是主席的一条狗，他让我咬谁我就咬谁！”全场哗然，记录员的笔尖都停顿了一瞬。

量刑讨论最为敏感。社会上“杀一儆百”的呼声不绝，尤其不少受害者家庭情绪激烈。可在中央高层眼中，法治比报复更重要。两周后，特别法庭宣布：江青犯反革命集团主犯罪行重大，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其余被告人分别判处无期徒刑及有期徒刑不等。量刑公布，舆情哗然，却并未出现失控波澜。

1981年元旦，邓小平在钓鱼台单院接见江华、黄火青等人，听取庭审总结。他开门见山：“江青的处理，你们怎么看？”江华列举了“少杀慎杀”“国际影响”“制度示范”等原因，语速不快，却句句有据。邓小平只说了一句：“这样就好，法律脸面要保住。”会谈短短二十分钟，定下了后续减刑基调。

此后，江青在秦城服刑。1983年，经最高法院裁定，死缓期满依法改为无期徒刑。五年后，中央批准其保外就医，由李讷接至医院监管。1991年5月14日清晨，护士例行查房，发现江青用床单结绳自缢，终年77岁。有关她留下的两封字迹潦草的纸条，内容未被公开，只知最后一句写着：“历史由人民裁决。”

江青的结局并未改变判决书的任何字句，却让特别法庭那套公开审理程序显得更为珍贵。对旁听者来说，那一纸量刑不仅是宣判，更是一个时代结束的符号；对执政者而言，依法定罪、依法量刑，意味着权力自觉纳入法制轨道。没有人会否认，这条路走得艰难，但艰难才被人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