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11月16日，在亚运会联合会大会上，中国台北被逐出“会员国”，我国在伊朗等国的帮助下，恢复了在亚运会联合会的合法席位，大会还邀请我国派出代表团参加1974年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办的第七届亚运会。
这一消息传到北京后，当时主管体育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非常高兴，他希望用体育“这只强有力的巨手”，甩掉戴在中国人头上“东亚病夫”的帽子，展示新中国体育等方面的成就。
1974年德黑兰亚运会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参加的亚洲最大型国际综合性赛事，邓小平对本次亚运会的准备工作十分重视，并在国家体育总会的报告上作了多次重要批示。最终中央决定由在中美乒乓外交中表现优异的开国少将赵正洪任中国代表团总体负责人，率领274名运动员参加本次亚运会14个项目的比赛。
这是“运动”后期我国第一次组织综合的大规模体育代表团出国参加比赛，出国后肯定会与外国代表团有接触，该如何处理好同他们之间的关系？赵正洪担心不能把握好有关原则，会犯政治上和外交上的错误，他在出发前专门到中南海请示邓小平。
赵正洪首先问邓小平：“在‘运动’期间，我国是反对‘锦标主义’的，所以体育界一直流行‘八字方针’：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我们参赛是不是还要坚持这一方针呢？”
邓小平说：“要比赛，也要友谊。希望中国体育代表团既能获得好成绩，也能进一步和友好国家巩固好友谊，努力完成好双重的任务。”他的意思很明显：要把比赛从第二提到第一，运动员比赛，首先是赛出好的成绩，同时加强交流，增进友谊。
赵正洪又问：“我们该如何处理好与非建交国以色列的比赛关系？我国与以色列没有建立外交关系，按照亚运会等赛会惯例，如果以色列取得比赛前三名，要升国旗，在场的全体人员都要起立。升以色列国旗时，我国运动员、教练员是起立还是不起立？ ”
邓小平听后诙谐地说：“到时候，你们站起来背对着或侧身对着以色列国旗就行了。大家既要尊重对方，又要把握原则，可以灵活执行。”
“伊朗为我国加第七届亚运会帮助很大，如果我们和伊朗在某项比赛的决赛碰到一起怎么办？赢他是让他？”赵正洪问出了最后一个问题，他感到这个问题最难处理。
邓小平吸了几口烟，思索了一阵子，然后说：“口袋里余下两块金币，应该可以拿一块，还人情债啊！如果在某个比赛项目中，他的水平不高，我们让他，岂不是说明我们的水平更差吗？如果彼此在比赛中水平不相上下，比得很精彩，我们让他，也不掉价。当然这是一个特例，关键时候让他一次就可以，不是见到他就让，不要讲了人情，违背了体育的精神。”赵正洪听后连连点头，他感到心里有了底，信心倍增。
后来在亚运会的水球比赛中，中国队和伊朗队进入了决赛，争夺这枚宝贵的金牌。伊朗全国上下对水球这枚金牌特别重视，决赛时中国队虽然与伊朗队打得难分难解，但关键时刻仍然让了伊朗朋友一分，最后以8∶9的比分惜败给伊朗。
这一结果使许多伊朗观众欣喜若狂，在场的几名伊朗体育官员甚至穿着西装直接跳到泳池里，和水球运动员们一起庆祝胜利，并向中国运动员致谢。伊朗的古拉姆亲王夫人，历来称中国驻伊朗大使夫人为朋友，她在欢庆胜利时，无意中改口称大使夫人“妹妹”。
第一次出征亚运会，中国队的成绩惊艳了全世界，获得32金、42银、26铜共100枚奖牌，名列团体总分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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