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卓木碉那场会议的气氛，简直冷到了骨头缝里。
一位中央红军的军团长突然站起来“开炮”，那番话狠到连徐向前元帅听了都直冒冷汗，当场就觉得这事要坏菜。
谁也没想到，这位猛将后来因为这一嗓子，老婆跑了，检讨写到手软，甚至差点连兵都没得带。
这一脚“站队”踩空，代价大到让人不敢细想。
这位让军迷们现在提起来都直拍大腿的将领，就是红九军团的罗炳辉。
在不少朋友的印象里，罗炳辉那是响当当的抗日名将，新四军第二副军长，排位仅次于陈毅和张云逸。
很多人都在聊，说他要是能挺到1955年，评个大将那是板上钉钉的事。
你想啊，张云逸是大将，罗炳辉资历老、战功硬，特别是如果他在解放战争初期能坐镇山东，陈毅老总的日子能好过不少，局面说不定早就打开了。
可是，作为一个天天翻故纸堆的编辑，咱得说句大实话：罗炳辉真要活到授衔那天，大将军衔还真不一定能稳拿。
这其中的变数，不光是因为他走得早，更因为那段让人讳莫如深的“黑历史”。
把时间轴拉回1935年，懋功会师后，红军面临着那场最要命的“分家”危机。
当时罗炳辉带着红九军团被编进了左路军，跟着张国焘走。
这本来是正常的军事调动，朱老总、刘伯承也在那边，大家都身不由己。
但是吧，罗炳辉当时的状态有点“上头”。
他不仅在卓木碉会议上蹦出来支持南下，还干了一件让老战友心寒的事——彭绍辉写信给朱老总，喊着“反对分裂”，结果这封信被罗炳辉直接交给了四方面军的人。
要不是朱老总拼了老命去保，彭绍辉这百十斤可能就交代在那了。
你可能会问，罗炳辉这么精明的人，怎么会干这种“糊涂事”？
其实这事儿吧，不能光用糊涂来解释。
往人性深处扒一扒，你会发现这里面全是委屈。
长征刚开始那会儿，红九军团那就是个“苦力”，专门干最累的掩护活儿，伤亡大得吓人，感觉就像是被当成了“弃子”。
等到主力一分为二，1.4万中央红军跟着右路军北上了，偏偏罗炳辉和他的残部被留在了左路军。
这种“被抛弃”的感觉，搁谁心里都不好受，这才导致他在那场政治风暴里，把路给走窄了。
这笔账，到了延安肯定是要算的。
那会儿的压力，现在的人根本想象不到。
因为背着“分裂红军”的锅，罗炳辉再党校学习期间，天天写检讨，精神压力大到爆表。
他老婆受不了这种没完没了的审查和周围人异样的眼光，最后没办法，只能选择离婚。
这对一个硬汉来说，打击太大了。
抗战刚爆发那阵子，按他的级别本该去前线带兵打仗，结果被安排去武汉搞统战，坐了很久的“冷板凳”，直到1938年才重新抓起枪杆子。
历史的评价标准，从来都是既残酷又真实的。
所以说，咱聊“罗炳辉能不能评大将”这事儿，不能光看他在新四军的位置，还得看这个历史包袱有多重。
1955年评衔，讲究个“山头”平衡和“政治过硬”。
在这两点上，中央红军其实还有一位军团长，要是活着，比罗炳辉更有资格、也更“稳”地能拿走大将——那就是红五军团长董振堂。
把董振堂和罗炳辉放一块儿比，差距就出来了。
董振堂是宁都起义的老大，带过来1.7万正规军，那是红军时期最大的一笔“横财”。
红五军团在中央红军里，那是仅次于红一、红三的主力，真正的“铁流后卫”。
从平衡各个“山头”的角度看，宁都起义这股力量必须要在开国将帅里有个代表，除了董振堂，谁也扛不起这面大旗。
更关键的是，董振堂的履历“清白”得让人心疼。
他自始至终都死跟中央路线，一点摇摆都没有。
1937年1月，作为西路军的高级指挥员，董振堂再甘肃高台县壮烈牺牲，脑袋都被敌人割下来挂城墙上了。
这种忠诚和惨烈，让他成了全党公认的悲剧英雄。
可以说，董振堂要是能活着回延安，那就是大将名单里的“免检产品”。
罗炳辉将军后来在新四军拼了命地打仗，证明了自己的忠诚，最后累死在战场上，确实值的咱们敬佩。
但这其中的曲折，也告诉咱们一个道理：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一步走错，后面得用半辈子去填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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