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店房门扣上的那一刻，老陈慌了！
男孩子在外面要保护好自己。
他想回家找妈妈。
但运管局的人已先后架起三台执法记录仪。
画风突然又变了。他们和老陈唠嗑、拉家常，感谢他对当地旅游业的贡献。问老陈旅行社的业务还好吗？今年挣了多少钱？转眼就变成了知心老大哥，像是要搞对口帮扶。
老陈的脑子却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吃”。
在美食短视频里，厨师做烤鸭前都会给鸭子按摩按摩、放松放松，这样烤出来后才会皮酥肉嫩，焦香入味。那此刻，我又算什么？
①
2025年10月12日，老陈接到运管局的电话，说10月2日，他们有台外调车被查了。
运管首先强调车是合法的，接着又说流程上还有点“小问题”。按当地运管要求，这类旅游用车，在出行前，都要到他们认可的出行软件上下单。
但这类软件，通常要提走15%的费用，因此很多司机并未遵照执行。
10月13日晚上11点左右，老陈收到运管短信，说他们在酒店开了个房，让他去一趟：
“记得带上公章喔。”
老陈本想不去。但开旅行社，这样的单位又不可不来往。况且，他本来也想找运管好好聊聊。
老陈有个习惯，不定期抽查出行车辆。
2025年4月的一个下午，他随机打开了一台七座车的后备箱。里面竟然躺着一把半米来长的西瓜刀，在昏暗的后备箱里泛着寒光。
“这啥？”老陈问司机大刘。
“切～切西瓜用的。”大刘的眼神有些躲闪。
“这个季节哪来的西瓜？”
在老陈的逼问下，这个开了二十年车的老司机终于崩溃：“路上运管太狠了！总找各种理由查车罚款。经常把客人叫下车询问，故意耽误时间，客人被惹恼只会给我们写差评，他们用这种方法，逼我们就范。”
看到运管，他们就躲，要么绕道，要么加速通过。但越是这样，就越是会激发他们的好胜心，很多时候运管会开着车子在后面追。
在乌江的壁挂公路，就这样形成了你追我赶的恐怖景象。
“所以你就带刀？”
“我就是吓唬吓唬他们。”大刘靠在车上说。
有时一个罚款，整个月都白干了。大刘说自己有一家人要养，必须按时拿钱回家，“谁也别想阻挡”。
老陈听得有些脊背发凉。
他召集所有车辆做检查，在另外两台车又发现钢管和甩棍。
老陈让司机们先走，自己一个人留在空旷的停车场。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他走向大刘那台车，打开后备箱，拿出那把被毛毯包裹的长刀。金属冰凉，分量实在。
他掂了掂，然后走到角落一个巨大的绿色垃圾桶旁，掀开盖子，毫不犹豫地扔了进去。
垃圾桶内“哐当”一声闷响。
老陈靠着车身点了支烟。他手有点抖，打火机按了几下才点着。尼古丁吸入肺里，才稍微镇定了一点。
他知道，把刀扔进垃圾桶容易。但是导致大刘藏刀的原因并没有消失，它就像这四月傍晚渐起的风，无处不在，又无孔不入。
他抬头看了看天，灰蒙蒙的。城市在暮色中渐次亮起灯火，好一片繁华安稳的景象。
老陈觉得，自己，还有很多人，正走在一条极细的刀锋之上。底下是什么？他不敢想。
他觉得有必要找运管聊聊。
他坐在酒店的沙发，希望运管和司机能相互体谅。但这件事，远远地超出了他的想象。
这个以喀斯特地貌闻名的旅游小城，最近几年，非税收入在急剧增长。甚至非税收入和税收，占一般公共预算的比值，都对调了。
- 2019，非税收入2.95亿元，27.3%；
- 2024，非税收入28.17亿元，70.5%；
- 2025，前10个月，非税收入32亿元。
酒店窗外，城市依旧在喧嚣运行，齿轮般环环相扣。而他，就像一颗在巨大齿轮缝隙间滚动的砾石，不知道下一次的碾压又将来自哪一枚齿轮，又会以何种荒诞的名义进行。
②
2025年的荒诞，从春节就开始了。
春节的生意，本来是好的。携程、飞猪、美团、抖音、小红书上咨询量噼里啪啦的，像除夕夜里的炮仗。
老陈那个只有5人的小公司，电话从早打到晚，微信的好友申请，多到看不过来。
终于开门红了。熬了这么多年，运气总算转回来舔了舔他的脸。
然而，一夜之间，电话全哑了。
“说我们涉嫌电诈。”计调小唐说道。
电信公司解释说，近期电话突然增多，有涉诈嫌疑，系统已自动采取保护性停机措施。
请持本人身份证到营业厅处理。
“我们是旅行社，要联系客人啊！”老陈对着电话吼道。
没过多久，微信也沦陷了。
所有工作微信，全部限制添加好友，已添加好友的，说不了话，也拉不拉出行群。依托微信做的行程监督体系，全部失效。
国内游客还相对好处理一些，还可以借个电话联系。国外游客的订单就麻烦了，电话打不了，微信被限聊，这意味着完全失联了。
而后台还有100多个这样的订单。
技术本应该是连接世界的工具，此刻却成为最坚固的牢笼。
算法不识人间烟火，它只认数据模型。在它眼里，一个旅行社春节前的订单增长，与诈骗团伙的疯狂敛财，或许呈现着相同的数据特征。
“去酒店堵人！”晚上9点，老陈从牙缝里挤出这句话。这意味着那些没留酒店地址的海外客人被放弃了，只能按平台规则赔钱了。
五个员工，像豆子一样撒向这个城市。
即便出示了旅游订单截图，酒店前台也不敢轻易给客人打电话，何况还这么晚。因此他们到酒店找人这个事情，进展得并不顺利。
站在酒店大堂那株蔫头耷脑的发财树旁，老陈感觉自己就是那盆植物。表面上是被放置在光鲜的角落，实际上则是根须蜷缩在狭小的盆里，简直要被憋得快要喘不过气来了。
酒店的暖气很足，额角的汗却流了下来。
寒意被旋转门一次又一次带进来，灌进他的脖子。金碧辉煌的前台后面，那两个穿着制服的小姑娘，已经是第三次用那种“您怎么还在这儿”的眼神瞟他了。
他挤不出一个像样的笑。只是把手里攥得发热的充电宝，换到另一台手机上。希望客人能通过预定平台的IM主动联系。
晚上11点过，终于等到一对马来西亚夫妇。
“你们怎么回事？”丈夫把手机怼到老陈的面前，说再联系不上就到小红书写避雷贴了。
凌晨，所有的人都回到公司，核对人数。
那一夜，他们找到了24组客人。
刚入职不久的两个员工把老陈拉到外面，说不想做了。在他们眼里，做旅游就是挥着导游旗，带着客人，欢声笑语地出发。
现在却是——大半夜地，跑到酒店去“捡”满脸狐疑的客人，这会不会太狗血了？
“现在搞电诈的用虚拟号码，我们这些做实体的，反而连电话都拨不出去。”老陈蹲在门口抽烟不接话茬，在给员工们发完春节红包后，嘱咐大家回家的路上要注意安全。
他所熟悉的那个凭努力、服务和一点人情世故就能运转的世界，正在被一个更庞大、更抽象、更不容分说的数字体系所覆盖。
在这个体系里，你首先要证明自己“无害”，才能被允许“生存”，而证明这个过程本身，就可能会一不小心将你“置于死地”。
③
春节那场事故，让产品排名跌了下来。想重新爬上去？代价太高了。
老陈扭过头，开始寻找别的活路。
做视频号！
这玩意儿长在微信里，用户海，值得一挖。
他瞧见携程、同程，都在视频号的微信小店里挂产品卖得欢。“我有旅行社牌照，我也能搞。”老陈想得很美。
就在此时，本地一家企业被央视3·15晚会点名批评。那只标志性的“益鸟”变成了害虫。
调查整改波及的范围得比想象的要广。就连老陈，也接到了市场监管所的通知，让他把去年和客人签的所有合同，全部复印送检。
“全部复印？我们去年接待了一万多人。”老陈觉得这事有点荒唐，因为文旅委系统里都有电子版的，所以他拒绝提供。
优秀的人果然更卷。
能者多劳，忙完自己份内的，又开始跨部门行权了。被老陈拒绝后，紧接着，他们又找他要公司导游信息和员工劳动合同复印件。
“你们干脆把人社局兼并得了。”老陈明显被搞烦了。
尽管没有提供劳动合同，但他还是把导游信息复印过去了。彼此留一线，日后好相见。
或许市里早有预料，为优化营商环境，减少打扰企业，2025年全市执法人员进企业必须扫码登记，数据直通营商环境监督平台。
既然“进不去”，那就“请出来”。
没有条件创造条件。因此也就有了前面运管人员，到酒店去开房办事，以及现在的市场监管所，让企业法人亲自去办公室送材料。
老陈过关了，他的朋友涛哥却被罚了款。
涛哥经营着一家互联网公司，他们跟用户的合同被查出霸王条款。
作为程序员，霸王防脱他倒是没有少用，但你说霸王条款，他就有点晕菜了。
“我们没有法务，拷贝的腾讯的合同。”涛哥认为腾讯这种浓眉大眼的，能有什么问题？
你还拿腾讯出来做挡箭牌？
接着，他们又让涛哥提供银行流水、劳动合同等材料，每次都让法人到场，涛哥不胜其烦，随后干脆把公司迁到了杭州。
老陈申请微信小店时，发现携程、同程入驻微信小店，用的不是旅游牌照，而是增值电信业牌照，以卖“消费券”名义卖旅游产品。
“你有这个牌照，也可以。”微信客服说。
老陈听了备受鼓舞，但提交完毕，发现还是不行。
客服这回换了说辞，说“光有牌照不够，还得有自研APP，以及下载量过亿的证明”。
他觉得对方不是在念条款，而是在讲一个荒诞的相声包袱。
规则为巨人量身定制，蝼蚁只配仰望。
如此荒诞的现实，让他第一次对互联网鼓吹的“平台赋能”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不过，事分两面，必须坚持两分法看问题。
尽管微信小店不允许入驻，但腾讯还是很有互联网大厂的风范，送来了“关怀大礼包”。
老陈发现，所有的资料都没有白填。从那以后，微众银行，隔三差五就打电话过来问：
贷不贷款？腾讯的银行，放心！
七月底，美团补了一刀。说是老陈的公司没有交押金，赶紧交，不然产品全部下线。
谁不知道美团是先交押金后入驻？
都五六年了，怎么可能没交？但美团才不会和你讲道理。所有平台都不会和你讲道理。
实际上，美团、微信、携程，已不再是简单的渠道或者工具，它们早就进化成了数字生态中的 “准政府” 组织。
它们制定宪法（用户协议）、征收税赋（佣金、质保金）、分配资源（流量）、行使司法（下架、封号）。它们修改规则，如同颁布敕令，竟既无需征求意见，又无需过渡。
微信为携程量身定制标准，以及美团押金罗生门，这些都不是技术故障或个别员工的刁难，而是平台资本在完成原始积累后，必然会走向的“规则霸权”。
而老陈们在面临问题，想要说理，很多时候甚至找不到一个具体的“人”来沟通，只能面对人工智能（AI）冰冷而无情的代码回音。
这是一种去人格化的驱逐，更令人绝望。
④
近几年，市场骤变。大车队接连散摊子，老陈也开始和个人车主合作。
麻烦却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堵上了门。
在给这些个人车主付款时，按照税法，得先替他们“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老陈就这样一不小心成了夹心层：一边是税务局“必须扣，不扣企业补缴”的铁律；另一边是车主“敢扣跟你没完”的狠话。
制度的本意是“源头控税”，让企业扮演的“前线收银员”。这招一出，征管成本倒是降了，小微企业的日子却难了：本该个人对国家的税负关系，活生生被拧成了私人恩怨。
2025年5月，有硬核车主挑事，不准老陈代扣代缴，也不给老陈开票。就这样刚着。
老陈让财务见票打款，无票拒付。
这下捅了马蜂窝，带头的车主隔三差五地给计调发凶杀、放火烧死人的视频，并撂下狠话。没多久，计调姑娘就辞职了：“总不能打个工把命都打脱了吧？”
老陈约对方到税务局、派出所调解，对方既不去，也不接受调解。老陈也摆烂不管了。
几个月后，他们收到法院判决。带头车主起诉了，法院判决老陈公司立即付款。
那就付款吧。老陈又去咨询了税务，问怎么办？税务还是要求打款之前“先代扣代缴”。
打完款后对方还是不开发票。
代扣了，却无法代缴，老陈卡在了制度的齿缝里。税务说他们也没没办法，系统里没有这个人的数据，他们就连监管函都发不了。
法院判的是税前金额，老陈打的是税后。
按照这种搞法，若对方申请强制执行怎么办？审案法官倒是好心，说在卷宗里备注一下。她说“执行法官看到不会无动于衷的”。
怕啥来啥。11月20日，会计给合作伙伴打款，发现钱打不出去，银行账户被冻结了。
根据执行案号，老陈找到执行法官名字：
江平。
如此充满法治寓意的一个名字。老陈的心里燃起一丝希望：叫这名的，能差到哪去？
现实很快教你做人。他给江平的办公室连续打了三天电话，要么忙音，要么无人接听。
没办法了。他试着拨打了执行局副局长黄青松办公室电话，居然接了，还得到“马上处理”的承诺。
没多久，江平就回电话了。让老陈第二天带着打款证据去找他。
“到楼下怎么联系你？”老陈问。
“打我办公室电话就行。”
“能打通吗？之前打了三天。”老陈不放心。
“让保安打，我会接的。”江平作出保证。
次日9点，老陈如约而至。
保安半信半疑地打去电话，换来江平一顿暴躁。老陈用自己手机打，无人接听。
没办法，只能请大厅的值班人员转交证据材料了。但对方表示，转交没问题，但不会开接收单，他也不敢保证江平就一定会看。
又过了近一周，银行账户仍是冻结状态。
这周星期三下午，法官接待日。老陈打车到法院执行局，排队拿号，终于见到了江平。
“你说打了，他说没收到钱。”江平的声音平板得像打印机在吐纸。
老陈递上证据，说公司是11月11日那天打的款，对方是11月14日申请的强制执行。
江平没有接，说转交的材料收到过。他眼皮都没抬，“转账额度和判决额度不符啊。”
“我在执行异议书里有写啊，税法要求代扣代缴。你刚才不是收到转交材料了？”老陈的血压上来了，怒气值拉满。
“他们怎么判，我就怎么执行。税的事你去找税务。”江平摆了摆手，继续叫号。
他随后去找税务，税务说会给法院解释。
九天后，老陈收到法院电话，说银行账户即将解冻，但是强制执行的费用会照扣不误：
执行法官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波斯纳在《法律的经济分析》中提出，没有经济效率的公平和正义，最终的结果是既没有公平也没有正义。
汉娜·阿伦特谈论的“平庸之恶”，在江平这里有了版本升级。无需越界，仅仅使用合法伤害，就足以让老陈这样的经营者疲于奔命。
而江平们永远不会知道，或者永远都不会承认：自己每一次的“依法办事”，都在为那座名为“营商环境”的大厦，抽走一块关键的砖石。
账户确实解冻了，但核心问题依旧。发票没有拿到，代扣代缴无法闭环。
老陈只有把对方起诉了。
收到诉状的法官第一个问题竟是：“你怎么不找税务？这个事该找税务。”
好嘛！又回去了。
夜幕降临，城市的灯火再次亮起，游客们穿梭于迷宫般的城市，拍照留念。但他们或许并不清楚，在这座立体城市里，你从十一楼走出来是马路，从一楼走出来，还是马路。
有些路看似通往出口，实则又绕回了原点。
（除黄青松、江平外，其余为匿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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