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已是花甲之年的于凤至站在美国住所的窗前，手中紧握着一封刚刚收到的信函，指尖冰凉。信是台湾方面发来的，内容简短而冷酷：允许她的次子张闾玗赴台，与其被软禁的父亲张学良见面。
这是她通过昔日权贵宋子文，动用残存人脉，为儿子苦苦争取到的最后机会。然而，当机会真正降临时，巨大的恐惧却攫住了她。
她最终做出了一个令宋子文夫妇都无法理解的决定：让罹患严重精神分裂症、年近四十的张闾玗，独自在两个美国朋友的陪伴下，踏上前往基隆的渡轮。而她自己，选择留在太平洋彼岸，陷入无尽的、自我折磨的等待。
这个决定，源于她深植于骨髓的政治警觉与无法言说的恐惧。她曾是张学良身边最清醒的警示者，早在西安事变前就断言“蒋介石不是好东西”。为了营救丈夫，她更是不惜一切代价搜集蒋介石消极抗日的证据，这些往事让她深信，那个岛屿对她而言不啻于龙潭虎穴。
她害怕自己一旦踏上那块土地，便会成为蒋介石手中又一个用来牵制张学良的筹码，甚至就此失去自由，让所有营救努力付诸东流。然而，这份政治的“清醒”，却将她推入了母性情感的地狱。
赴台许可，本是绝望中透出的一线微光。张闾玗的病情已到末期，他残存的意识里，只剩下对父亲模糊而执拗的思念。于凤至怀着最后一丝希望，幻想台湾的医疗或父亲的陪伴能带来奇迹。但她很快发现，她亲手将儿子送入了另一个绝境。
张闾玗抵达基隆后，立即被送入永和医院。在异乡冰冷的病房里，没有母亲的抚慰，父亲张学良虽得以前来探望，但短暂的会面后，也只能在军警监视下黯然离去。仅仅一个月后，1956年10月，宋美龄的一封来信击碎了于凤至所有的幻想。信上寥寥数语，告知“汉卿的次子”已病逝永和。
消息传来时，于凤至正在驱车回家的路上。当她从保姆处得知宋子文夫妇曾神色匆匆到访，一股不祥的预感便如冰水般浸透全身。她失魂落魄地赶到宋宅，最终从宋子文手中接过了那封死亡通知书。
据在场者描述，这位一生以坚强著称的女性，当场“哀嚎了一声，扑倒在沙发上，晕死过去”。苏醒后，她没有在他人面前痛哭，而是以一种令人心碎的克制，独自驾车离去。
车子漫无目的地行驶在纽约街头，最终竟鬼使神差地停在了一家殡仪馆前——不久前，她刚在这里送别了一位挚友。在空旷阴冷的殡仪馆五楼，面对着朋友的铜棺，于凤至积累了数十年的自责、悔恨与悲痛，终于如山洪般决堤，化为失声的痛哭。
在痛哭中，时光倒流回战火纷飞的1940年代。彼时，更大的历史悲剧早已为这个家庭的苦难埋下了伏笔。
1936年西安事变后，张学良遭蒋介石长期软禁。为了安顿子女，于凤至强忍别离之痛，于1937年将三个年幼的孩子——闾珣、闾玗、闾瑛，送往相对安全的英国伦敦读书。然而，命运的残酷接踵而至。
1940年，于凤至被确诊为乳腺癌，且已至晚期，不得不赴美寻求手术治疗。几乎与此同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席卷英伦，伦敦遭遇了德军持续而残酷的大轰炸。
于凤至在病榻上与死神搏斗时，她留在伦敦的孩子们，正独自面对人间地狱。他们被托付给张学良的一位英国友人“培汉”照料，但此人酗酒且势利，随着张学良失势消息的传来，对孩子们的照顾日益疏离。
一次夜间空袭，尖啸的警报撕裂夜空，炸弹在周围爆炸，火光冲天，断肢残骸与淋漓鲜血遍布街头。三个养尊处优的中国孩子，在惊慌失措的逃难人群中被冲散。正是这次可怕的经历，给年幼的张闾玗造成了无法愈合的精神创伤。
据其姐姐张闾瑛回忆，在极度恐惧中，张闾玗突然发出怪异的笑声，随后像疯了一样冲进漆黑的巷道。当被找到时，他已神志不清，从此患上了严重的精神分裂症。
这一切发生时，他们的母亲正在大洋彼岸经历一次次痛苦的放疗与化疗；他们的父亲，则在中国西南的偏僻山区忍受着无尽的囚禁岁月。于凤至后来痛彻心扉地回忆：“他们仨在没有父母陪伴的情况下，度过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八个年头。”
她将儿子的病根归于自己：“我对不起你啊，闾玗！……我恨，恨自己为什么要得乳癌，而且一治就是三四年，这期间，加上我陪着张学良囚禁的四年，加在一起是他们最需要我的时间。”
正是这份深入骨髓的自责，让她在得知张闾玗独自病逝时，感到双倍的罪恶——她认为自己不仅在最开始缺席，更在最后一刻，亲手将儿子送上了孤独的绝路。
丧子之痛尚未被时间抚平，仅仅两年后，另一场毁灭性的打击再次降临。1958年，于凤至寄予厚望的长子张闾珣，在美国遭遇严重车祸。
与敏感脆弱的弟弟不同，张闾珣自幼聪慧要强，深得祖父张作霖喜爱。他继承了父亲对机械和速度的热情，对驾驶极为痴迷。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后，他生活稳定，家庭美满，是于凤至心中张家复兴的希望。
然而，童年伦敦轰炸的阴影或许以另一种方式影响了他，他将一股证明华人能力的倔强意气，全部倾注到了危险的赛车运动上。母亲和妻子的劝阻全然无效，他立志要夺得全美赛车冠军。
悲剧发生在一个大雾弥漫的凌晨。张闾珣像往常一样，悄悄驾车前往一处陡峭的盘山公路练习。在能见度极低的情况下，他的赛车失控，与对面驶来的卡车发生擦撞，随即翻滚着坠入深沟。
救援人员将他从废墟中救出时，他的脊柱神经已遭受不可逆转的重创。在病床上瘫痪三年，反复感染后，张闾珣最终于1960年前后因败血症去世。
接连失去两个儿子，彻底击垮了于凤至。这个曾经在东北帅府运筹帷幄、在华尔街股市冷静操盘的女人，在命运无情的连环重击下，迅速衰老消瘦。
她一生都在为家庭、为丈夫奋力搏杀：在张学良被囚初期，她毅然抛下海外子女，回国陪伴他度过最为黑暗的转移岁月；身患绝症时，她孤身在美国从头学习英语和投资，凭借惊人的毅力在股市和地产中搏出生路，只为给孩子们提供稳定的生活和教育资金；她不断动用一切资源，在舆论和外交层面为营救张学良而奔走。
然而，她所有的努力、坚韧与牺牲，似乎都无法抵挡历史巨轮碾过时扬起的尘埃。西安事变改变了国家命运，也彻底撕裂了她的家庭；二战烽火让她与骨肉分离；冷战铁幕则让咫尺海峡成为天人永隔的鸿沟。
她的子女，成了这些宏大叙事最微小也最惨痛的注脚：三子张闾琪，早于1929年便因肺结核或一起神秘的医疗事故（传言与日本人有关）而夭折，年仅12岁。
唯一的女儿张闾瑛，凭借卓越的才华与独立精神，成为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并始终陪伴在于凤至身边，是她晚年唯一的慰藉。而与赵一荻所生的幼子张闾琳，因局势所迫自幼寄养美国，改名换姓，直到多年后才与父亲相认。
1990年，于凤至在洛杉矶的别墅中孤独离世，享年93岁。她的遗嘱将全部财产留给她等待了一生的张学良，并在玫瑰园公墓的墓碑旁，留下一个空穴。
她的一生，犹如一场漫长而疲惫的守护。她守护了丈夫的政治生命，守护了家庭的经济血脉，却唯独没能守护住自己最珍爱的孩子们，在历史风暴中平安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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