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26年了，网上依然有一种论调，挺有意思，说“中国崛起后，焊死了后来者工业化的大门”。
其实就是说我们累死累活几十年，上车后反手就把车门给焊死了，不让别人上来。
你要突然一听这个论调，是不是一开始会觉得有点得意，我们老中就是厉害，但是再细细琢磨，是不是又觉得有点诡异的异样：怎么第三世界国家发展不起来，就要怪我们不给人家活路了？
今天我们就来讲讲，工业化这趟车，门到底是谁关的，以及现在想上车，到底难在了哪里。
先说结论：工业化这扇门，从来就没敞开过。它不是被中国焊死的，而是在中国拼命挤上车的那一瞬间，门外的“老乘客”们开始迫不及待地要关门、焊死。
中国，只是那个在最后一刻闪身挤进车厢，然后看着门在身后被焊上的幸运儿，或者说，奋斗逼。
要理解现在工业化的门槛有多高，、就看一个最实在的东西——电。
咱们做个简单的物理题。一个成年劳动力，吭哧吭哧干一天重体力活，满打满算，他身体输出的机械能换算成电能，大概也就0.5到1度电。就这点能量。
再看成本。在咱们中国，东部沿海工业电价高一点，中西部和大型工业园享受优惠，平均下来，工业用电一度大概5毛到8毛人民币。而雇佣一个工人一天，就算在内地，工资、社保、管理成本加起来，200到300元是起码的。
算算这笔账：用300元的人力成本，去完成价值可能不到1块钱的电能就能驱动的机械工作。
这中间的差额，就是工业自动化存在的根本理由。当电便宜到一定程度，机器人的购置和维护成本又被大规模生产摊薄，用机器替代人，就从“划不划算”变成了“物理法则般的必然”。
但这有个大前提：你的电不仅要便宜，还必须极其稳定。
想象一下，你在越南或印度投资了一条高度自动化的手机组装线，一个机器人手臂正以微米级的精度安装芯片。
突然，停电了。不止是停产损失，精密设备在突然断电和电压波动中可能直接损毁，带来的可能是数百万美元的损失。
所以，在这些电力基础设施薄弱、动不动就跳闸的国家，投资人敢搞全自动化吗？不敢。他们只能被迫走老路：人海战术。
用成千上万的廉价工人，去干本该由机器干的话。但问题来了，在2025年的今天，用人海战术去和中国“电海+机海”战术竞争，就像用步兵方阵去冲击重炮集群，属于单方面的碾压。
所以，第一个大门槛出现了：稳定且廉价的超大规模电力供应。
中国靠着无数座火电站、水电站、核电站、光伏风电场，以及那张全球最复杂、最坚韧的特高压电网，做到了。
这是后发国家需要几十年、投入天量资本才可能追平的基础，而且过程中还会被“绿色壁垒”等各种西方制定的新规则卡脖子。这扇门，光有决心可推不开。
不是中国太“卷”，而是游戏规则彻底变了
很多同情后发国家的观点认为：“都怪中国，把衣服、鞋子、玩具这些低端活儿全干了，还干得那么便宜，让别人没活路。”
这话对了一半。中国确实把这些行业的效率做到了极致，挤占了空间。但更本质的原因是，工业化的游戏规则，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被彻底颠覆了。
过去的全球化（90年代到21世纪初），核心逻辑是“寻底竞赛”。跨国公司全球找：哪里的工人工资最低、环保要求最松、土地最便宜。
资本像水一样，从成本高的地方流向成本低的地方。所以当时中国能起来，靠的是亿万勤劳的农民工和宽松的发展环境。
但现在，规则变成了“稳定性与效率竞赛”。
资本问的是：哪里能有全产业链配套（一个电话半小时内所有配件送到车间）？哪里能有24小时不间断的稳定能源？哪里能有熟练的工程师和技工队伍去维护复杂的自动化产线？哪里能有庞大的国内市场来摊薄研发成本？
答案几乎只有一个：中国。
这时候，越南的劳动力比中国便宜一半，有意义吗？如果它的工业电价是中国的两倍，综合物流和供应链效率只有中国的三分之一，那么它的“总成本”可能反而更高。
中国用规模效应和基础设施优势，把“低成本制造”这个命题，从“低人力成本”偷换成了“低综合运营成本”。
这就引出了第二个大门槛：产业集群与供应链生态。这不是招几千个工人、盖几个厂房就能有的。
它需要成千上万家上下游企业，在几十年里相互磨合、竞争、协同，形成一种近乎生物态的复杂网络。后发国家要复制，难如登天。
路径依赖的“魔咒”：为什么他们总停在第一阶段？
国际上有个著名的理论，叫钱纳里工业化阶段理论。
简单说，一个国家发展要经历：1. 卖资源（农业矿业）；2. 做简单加工（纺织玩具）；3. 搞重化工（钢铁炼油）；4. 玩高端制造（汽车芯片）；5. 转向服务业。
很多后发国家，比如一些非洲、拉美资源国，几十年了，为什么永远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之间打转？真的是中国不让他们晋级吗？
根本原因在于其内部的政治经济结构。很多这类国家，其经济命脉被本地买办阶层和国际资本联合控制。
对买办和外国资本而言，维持这个国家作为原料产地和低端加工厂的角色，是利益最大化的选择。
搞重工业？投资大、周期长、风险高，还会培育出本土的强大工业集团和工人阶级，动摇他们的统治和超额利润。
所以，焊死他们工业化大门的，首先是自己内部的利益集团和其背后的国际资本。
他们从未真正进行过一场彻底的、能打破这种依附结构的“反帝反买办”的革命。没有独立自主的意志，何谈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
中国当年是怎么过来的？是勒紧裤腰带，忍受了巨大的环境和社会代价，用几代人的牺牲，在西方主导的体系里杀出一条血路，完成了从第一阶段到第四阶段的惊险跳跃。
这个跳跃窗口期，随着全球地缘政治紧张和逆全球化浪潮，已经基本关闭了。
“中国模式”不可复制，但“中国效应”正在创造新缝隙
那么，后发国家就完全没希望了吗？也不是。
但它们可以寻找“中国效应”下的新缝隙：
捡漏细分市场：中国制造业虽强，但并非无所不包。比如高端摩托车、某些特色珠宝首饰、奢侈品手工制作，或者需要特定文化背景的服务业（依托语言优势），这些中国要么不重点发展，要么有天然劣势。
绑定中国需求：向中国出口其急需的特定矿产、农产品。中国是巨大的资源消费市场，这能养活一些资源型国家。
利用地缘与政治：一些对中国不友好的市场（如某些受西方影响深的地区），可能会出于政治原因将订单交给其他国家，这给了少数国家机会。
成为“中国+”一环：与其和中国全面竞争，不如融入中国主导的供应链，承担某个细分环节。但这意味着产业主导权不在自己手中。
这些机会，能支撑起一个小国（如人口几百万）的富裕，但绝对不足以支撑一个人口过亿的大国完成全面工业化崛起。大国的工业化梦想，在当今时代，正面撞上的就是中国的“全能型”工业巨壁。
结语：大门并非焊死，而是进化成了“太空舱舱门”
所以，回到开头的问题。中国没有、也无意去“焊死”工业化的大门。
真相是：工业化本身升级了。从一座谁都能来敲两下的木头门，进化成了一艘高速航行太空船的金属密封舱门。
进入这艘船，需要的不再是廉价的力气，而是自带干粮（资本）、掌握高级图纸（技术）、能忍受漫长残酷训练（教育积累和产业磨合）、并且能在船身摇晃（国际局势动荡）时站稳脚跟的综合能力。
中国，是在旧船还未完全变成新船的关键节点，凭借超强的学习能力、组织能力和牺牲精神，获得了登船资格。
在我们身后，守旧的力量（旧国际秩序既得利益者）和新的物理规则（电力与自动化）共同作用，让那扇舱门变得无比沉重。
后发国家面临的，不是一个简单的“追赶”问题，而是一个在规则已变、门槛飙升的时代，如何重新定义自身发展路径的终极难题。
路，还在，但是，没那么平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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