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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时期，部队从野战军往下分层，有兵团、军、师、团这么一级级下来。一个军通常管着两到三个师，每个师的兵力大致在一万人左右。
那时候打仗，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国民党那边装备好，飞机大炮一大堆，我军靠的是机动灵活和近战夜战。军这个级别是战役指挥的核心，但师作为一线单位，负责具体执行，往往在战场上决定胜负。
师长直接管着几个团，战场上得随时根据情况调兵遣将，比如敌军火力点在哪儿，怎么绕过去包抄，这些事儿师长说了算。军长那边呢，管大局，协调几个师的行动，但不可能事无巨细都插手。
在人民解放军里头，军级单位有双首长制，就是军事指挥员和政治委员并行。军长是军事主官，政委管政治工作，但战时政委也参与指挥决策，俩人地位相当。副军长呢，就排在他们后头了，主要干些辅助的活儿，比如分管后勤、训练，或者具体执行军长的命令。
说白了，副军长在军部里头话语权有限，不像军长那样能独立拍板大行动。比方说，一场战役打响，军长定好总体方案，师长们各自带队去落实，副军长可能就负责盯某个环节，或者带个小分队补位。
权限上，副军长比师长高一级，但实际带兵打仗的机会少多了。师长呢，虽然兵少，但独立性强，能在战场上发挥个人指挥才能，战绩一目了然，容易出头。
这就牵扯到为什么有些将领不愿意升副军长了。他们多是爱带兵、会打仗的那种人，觉得副职束手束脚，没法儿尽兴发挥。拿钟伟来说吧，这位在解放战争中是东北野战军的猛将。1948年春天，东北野战军要组建第十二纵队，这纵队相当于军一级，兵力三万多。
组织上本来想让钟伟从师长直接升副司令员，这在当时算正常晋升路径。钟伟呢，当时是第五师师长，之前在1947年的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中，率部打了不少硬仗，比如在辽西走廊一带，指挥部队快速推进，围歼敌军几个团，缴获不少武器弹药。
他的打法灵活，善于用步兵配合炮火，减少伤亡。结果钟伟听说要当副职，就找到上级，表示不愿意干这个，理由是副职没法儿直接指挥部队整体行动。他更想留在一线，带着熟悉的兵打仗。野战军领导层一看，钟伟战绩确实硬，军事能力强，就破格让他直接当了纵队司令员。
纵队组建后，他率部参加了辽沈战役的关键战斗，比如在塔山一带阻击敌军援兵。部队在山地挖工事，层层设防，连续挡住敌方冲锋，钟伟亲自调整阵地，确保火力覆盖到位。这仗打下来，第十二纵队立了大功。
1948年11月，东北野战军整编成第四野战军，第十二纵队改成第四十九军，钟伟顺理成章继续当军长。
之后他带军南下，参加平津战役，攻占天津外围据点，部队推进速度快，协调得好。要是他当初接了副职，恐怕就没这么多机会在战场上露脸了。
1949年夏天，第一野战军在重组部队，准备解放大西北。第三军要组建，原计划让许光达当军长，黄新廷从第一师师长升副军长。
黄新廷在之前几年战绩亮眼，1948年的宜川战役中，他率第一师从侧翼突击，突破敌防线，配合主力围歼胡宗南部队一个师。
扶眉战役时，又带队穿越秦岭，封锁敌逃路，俘虏不少敌军。黄新廷接到通知后，直接找彭德怀和贺龙，说不愿意当副军长，要么让他当军长，要么继续干师长。他觉得副职干的事儿太杂，没法儿专注指挥打仗。
领导层知道黄新廷的作风硬朗，指挥有方，就同意了，直接让他当第三军军长。
黄新廷上任后，第三军兵力两万多，马上投入兰州战役。他指挥部队从东线推进，翻戈壁，攻克敌外围阵地，步兵冲锋时用炮火压制，减少损失。
之后又西进青海，过祁连山，击败敌骑兵残部，保护了当地油矿不被破坏。这些行动都显示出师长级别的独立指挥在实战中的价值。
要是黄新廷当了副军长，恐怕就得在军部协调后勤，错过这些立功机会了。
解放战争中类似事儿在其他部队也零星发生过。比方说华东野战军那边，有些师长在整编时，也向上级反映过类似意见，虽然没具体名字记录，但组织上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过职务。这反映出那个年代部队管理灵活，注重实战表现。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根子上还是人民解放军的建制特点决定的。不同于国民党军或外国军队，解放军强调集体领导，副军长不是单纯的军事二把手，而是辅助角色。
国民党那边，副军长往往能分担指挥权，甚至独立带队，但解放军有政委体系，副军长排第三，实际权限不如师长宽松。师长管一万兵，在战役中能自主决策，比如根据敌情调整进攻时间、分配火力，这些事儿直接影响战果。
军长管大局，但战场瞬息万变，前线师长往往是关键一环。战绩好的师长容易被重用，晋升快，但如果卡在副军长位子上，发挥空间小，容易影响个人发展。
当然，大部分将领还是服从组织安排，循序渐进。
部队纪律严明，个人意见不能凌驾集体。要是人人挑三拣四，部队就乱套了。
总的来说，这现象不是偶然，而是战争环境下部队结构的产物。将领们选择师长位子，是为更好地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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