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4月，上海法租界茂名南路，霓虹灯把夜色切成碎片。大华饭店电影院门口，西装革履的“王先生”刚掏出电影票，几支手枪已经抵住他的后腰。枪管冰凉，他却像被烫了一下，轻轻叹气：“票白买了。” 这位“王先生”就是陈赓。三天前他本已接到撤离指令，只因答应看一部朋友拍的左翼电影，迟了半步。这一步，让中统头子徐恩曾蹲守了整整四个月的网终于收紧。
蒋介石在南京读到电报，第一反应不是愤怒，而是下意识摸了摸右肋——1925年东征，一颗子弹从这儿擦过，是陈赓背着他狂奔十里才捡回一条命。如今，救命恩人成了“匪酋”，杀，还是不杀？ 黄埔同学邓文仪给出“温水煮青蛙”方案：先毁其声誉，再动之以情。于是，陈赓被关进小北门一座不起眼的石库门，每天三顿好菜，却配着通宵的鞭声。皮鞭蘸水，一鞭下去血珠顺着脊梁滚，陈赓只抬眼问：“你们就这点力气？”
劝降团轮番登场。 第一波是黄埔同期，他们带来蒋介石口信：“写份悔过书，立刻当团长。”陈赓把悔过书撕成四瓣，叠了只纸船，放进痰盂：“顺流漂去，正好给蒋校长当船模。” 第二波是陈赓的湖南同乡，抬出老母劝子。老人家的信只写了一行：“儿啊，记得你爹怎么死的。”陈赓把信纸贴在胸口，一夜没合眼，第二天对看守说：“给我纸笔。”众人以为他回心转意，结果他画了一幅《村头老槐树》——那是父亲被团丁吊死的地方。画完，他把铅笔一折两段：“我娘让我记得，我记下了。”
真正让蒋介石头皮发麻的，是第三波人：宋庆龄。 宋夫人带着外国记者直闯囚室，镁光灯一闪，陈赓浑身鞭痕上了《密勒氏评论报》头版。标题刺眼——《黄埔英才为何沦为“匪”？》。租界工部局顶不住舆论，同意“保外就医”。蒋介石顺水推舟：放出去，再派人盯死，比关在牢里更保险。
5月的一个雨夜，南京鼓楼医院后门，一辆救护车悄悄滑出。司机是宋希濂——黄埔一期，陈赓睡过他下铺。车过挹江门，宋希濂突然踩下刹车：“老陈，前面是哨卡，我下去抽根烟，你替我开。”陈赓心领神会，换到驾驶位。十分钟后，哨兵只看到一辆空救护车，司机早从暗巷溜走。 陈赓没直接出城，而是拐进夫子庙，钻进一家茶馆。二楼雅座，潘汉年已经泡好一壶碧螺春，旁边是一套熨得笔挺的西装，口袋里塞着去江西瑞金的交通图。三天后，陈赓出现在中央苏区，立刻被任命为红军步兵学校校长。开学典礼上，他第一句话是：“从今天起，我们学怎么让天下人吃饱饭。”
蒋介石后来得知陈赓跑了，在日记里写了四个字：“纵虎归山。”他没写后半句——这只虎，三年后带着干部团走过雪山草地，再十年，在淮海战役把黄埔同学一个个装进“口袋”。 1949年，陈赓率部进入昆明，部下在龙云公馆搜出一封旧信，落款“中正”。信是1933年没来得及送出的最后通牒：“愿君三思，悬崖勒马。”陈赓看完，笑了笑，把信纸折成飞机，从窗口扔了出去。纸飞机晃晃悠悠，落在满地阳光里，像极了一只再也飞不回牢笼的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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