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初冬，中央军委在玉泉山开会，总参谋部递上一份空军事故统计报表，数字刺眼。毛泽东放下茶杯，沉吟片刻，随口问道：“亚楼人呢？”这一问，把不少人吓得心里一紧，因为谁都知道，空军司令刘亚楼最近正跟好些“上面”较着劲。

刘亚楼随后进场，棉大衣没来得及脱，抬手就是一句：“报告主席，问题不在飞行员，而在盲目冒进的训练口号。”大厅里气氛一下子僵住，几位主持人忙打圆场，可毛泽东只是看着他，半晌不语。

会后，军委里有人议论：“这家伙又顶牛，毛主席会不会发火？”没想到第二天传来的指示只有一句：“空军的事，先听亚楼的。”一句话，让质疑声戛然而止，也把人们的记忆拉回到那几次著名的“顶嘴”。

1953年盛夏午夜，刘亚楼在西长安街司令部办公室接到电话。毛泽东在那头笑着说：“我要坐飞机去长沙，给我备一架。”刘亚楼心里直嘀咕：中央明令主席禁乘军机，可不好硬拦，于是故技重施：“主席，飞行员刚换机型，还不熟。”一句推辞，却让毛泽东听出门道，他打趣道：“你又来骗我，飞行员前几天不是才通过考核吗？”电话就这么挂了，刘亚楼只好半夜冲到西郊机场，给周恩来打求助电话。几天后，主席乘里-2顺利南下，这才有了那句玩笑——“以后可别再糊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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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次较劲发生在1958年。中苏嫌隙初显，军委通知：各部俄语人员一律改行。刘亚楼看完文件，当场扣下：“翻译处一个都不能动！”秘书提醒他：“上面发的红头文件，您可得慎重。”刘亚楼摆手：“没翻译怎么啃技术资料？”末了，他径直奔到中南海。毛泽东迎面便问：“军委命令为何不执行？”刘亚楼毫不迟疑：“主席，技术要学，翻译不能撤。”对答到这份上，气氛正要上扬，毛泽东忽然一笑，转头吩咐工作人员：“空军的翻译，留着。”一句话，俄语人才风波就此平息。

刘亚楼唱反调，不光在重大决策上，在“小事”上也硬。创办《人民空军》时，总政要求所有军刊照登国内外时事新闻，刘亚楼批示两个字：“不登。”理由简单：“半月刊，上面登的新闻早成旧闻，浪费篇幅。”总政不干，找到军委。军委折中：先试办。几个月一看效果不错，干脆全军刊物都改了版式。这事后来被戏称为“纸面上的小改革”，却让部队内部信息交流顺畅了许多。

1960年夏，空军口号喊到“日飞时数翻番”，训练计划一路压缩，事故骤增。刘亚楼把摞成小山的报告砰地拍在桌上，直奔某师。夜里十一点，他站在跑道边，冷风直灌棉衣领子，对师长说：“跳过地面程序就是拿命赌。”师长支吾几句，最后低头同意暂停夜航。几天后，空军党委会上，刘亚楼把事故原因逐条分析，末了加一句：“我不同意就是不同意。”有人抬杠：“怎么能一言堂？”刘亚楼甩出一句硬话：“空军是科学，不是喊口号的地方。”争执闹到军委，毛泽东听完汇报，只淡淡一句：“空军就让他说去吧。”自此，“稳步前进”被写进空军训练条例，事故率明显下滑。

刘亚楼的脾气，不是为了逞强，而是骨子里的责任心。1954年返回北京那次险情，飞行高度受限，雷雨带拦住航线，机组与地面失联整整一小时。刘亚楼在塔台来回踱步，鞋底磨得发烫。飞机落地那刻，他冲到舱门口，喊出的第一句话是：“主席，您可吓死我了！”毛泽东握着他的手，半开玩笑：“这下可信了吧，咱们的飞行员顶得住。”那一握，许多人记了一辈子。

遗憾的是，1964年末，刘亚楼被确诊为胃癌。住进上海华东医院后，他仍拉着顾问们讨论“高空防御体系”，护士几次催他休息，都被摆手拒绝。1965年5月7日凌晨，刘亚楼陷入昏迷，身边人听见他含混地说了句：“空军……别急……”随后心跳停止，年仅55岁。噩耗传到北京，军委通电悼念，毛泽东批示：空军旗帜前加挂黑纱三日。

数年后，空军老飞行员聚会，有人回忆起那场和司令拍桌子的争论，感叹一句：“要不是他当年硬，今天坐在这儿的或许就少几个。”一句朴素的评价，道出刘亚楼所有“唱反调”的真正价值——不是针锋相对，而是护住人民空军那条最稳的航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