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9月，北京政协礼堂三楼的走廊里闷热得厉害，陈昌浩擦了把额头的汗，却仍盯着玻璃窗外的记分牌。许多代表都不认识这位在隔音箱里忙进忙出的老同志，只觉得他腰板挺直、动作利索。就在这天傍晚，徐向前走来，拍拍他的肩膀，轻声说了一句：“陈政委，辛苦。”陈昌浩笑了笑，没有多话，两人默契地交换了眼神，随后又各自忙碌。八大翻译处圆满收官，谁也未料到，这竟成了他们最后一次并肩工作。
顺着时间往回溯，1936年西路军覆没后，两人的交集一度中断。徐向前在陕北率残部苦撑，陈昌浩却因种种缘由选择随部队北上，两人都沉默了很久。1937年8月下旬，延安窑洞里重逢时，陈昌浩主动讲起那段历程。徐向前只是摆摆手：“回来了就好，身体要紧。”一句宽慰，把尴尬留在夜色里。
延安时期的工作安排并不风光。宣传科的桌案上，文件纸堆得像小山，陈昌浩白天讲课，夜里写讲义，胃病就这样折腾出来。延安缺药，他咬牙硬撑，一撑就是大半年。后来党中央决定让他去苏联医治，1939年8月，他乘坐小型飞机辗转兰州、新疆，再飞莫斯科。陈昌浩到莫斯科那天，柳克公寓的门口飘着细雨，接待员递上入院手续，他笑言：“看来得跟病床打持久战了。”
苏德战争爆发后，他被转往后方工区谋生。有一次，他在采石场搬石头，工头疑惑地问：“听口音，你不是本地人？”陈昌浩拎着铁锤，只回一句：“干活要紧。”战火中，他主动请缨加入民兵营，埋头修筑工事，没人知道他曾是红四方面军的总政委。
1948年底，他写信给延安，请求回国，却因交通、联络种种原因而搁置。直到1952年春，电报从北京发到莫斯科：“回国批准。”火车抵达北京站的那天，徐向前、刘少奇亲自迎接。月台上，旧时义气在拥抱里化开，陈昌浩哽咽片刻，道了声“报告归队”。随后一次聚餐，陈昌浩举杯：“过去的账都算在我身上，以后，我只认工作。”满桌人沉默，杯盏轻碰，算是和解。
组织安排他到马列学院任副教育长。他很快提出要求：“多听少说，多查资料。”在课堂上讲列宁的《怎么办？》时，他举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下八个大字——“腿不抖、心不软”。学生们记得，这正是他当年训勉弟弟的话。
1956年八大，陈昌浩负责外文翻译，机器简陋、稿件堆积，常常通宵。隔音箱内温度高得吓人，他把外套当坐垫，整整坚持了七天。大会结束后，毛主席在大厅接见工作人员，握住陈昌浩的手，夸奖一句：“辛苦啦。”他腼腆地点头，没有再说什么。
随着年岁增长，思乡愈烈。1962年春，张闻天建议他回湖北看看。陈昌浩犹豫再三，还是同意。汉阳堤岸已修成宽阔大道，码头上吊臂轧轧作响。县委汇报工业产值翻番，他听完长长舒口气：“人民有饭吃，有衣穿，这就值。”回京后，他更卖力地投入教材翻译，一改往日慢条斯理的笔调，“多出成果”成了口头禅。
1967年7月30日清晨，陈昌浩因旧疾骤然恶化，抢救无效逝世，终年六十一岁。噩耗传到徐向前处，他沉默许久，对秘书说：“追悼词，我要亲自过目。”这并非客套。两人从并肩、分歧到再度携手，情谊复杂，徐向前深知，几百字悼词，既要合党史事实，也要给战友一个交代。
北京市八宝山礼堂内，李先念、王震等五百余人肃立。徐向前主持仪式，声音略带沙哑：“陈昌浩同志四十余年革命生涯，对党忠诚、工作勤恳，为人民做出贡献。同志们，我们失去了一位老战友。”没有多余铺陈，却句句沉甸。
灵柩移出礼堂那刻，雨点落在扶手上，敲得急促。徐向前摘下帽檐的雨水，自言自语：“他始终没离开队伍。”身旁的老兵听见了，却没有插话。悼念仪式结束，工作人员整理会场，在主席台脚下发现一页线装纸，上面用钢笔写着一句话：革命者无须雕像，事业就是记忆。字体是陈昌浩生前的笔迹。
次日清晨，徐向前批准将这句话附在悼词最后。文件归档时，他叮嘱档案员：“别漏掉半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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