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句大实话，1949年初，真正能决定北平城里那几百年历史的故宫、天坛会不会变成一堆瓦砾的，不是城外的林彪，也不是西柏坡的毛泽东。
那个说了算的人，叫傅作义，可他当时心里头的恐惧，估计比城里任何一个老百姓都多。
一个将军，打了一辈子仗，最怕的不是子弹，而是没仗可打，没路可走。
时间往前倒个十来年，傅作义这三个字，在华北那是响当当的。
他不是蒋介石那种黄埔军校出来的“天子门生”，他是山西阎锡山那边杀出来的野战派。
别人打仗靠装备，他打仗靠脑子和一股狠劲。
抗战那会儿，日本人最头疼的部队里，绝对有他一手拉扯起来的第35军。
这支部队在绥远那片黄沙漫天的地界，打出了“沙漠铁骑”的名头。
你想想，在那种鸟不拉屎的地方，傅作义能带着队伍，冷不丁地就把包头给端了，回头又把五原给收了回来，把日本人的补给线搅得天翻地覆。
这靠的是什么？
不是别的，就是骨子里那股子不服输的民族气节。
抗战一打完，傅作义的人生就跟坐了火箭一样，直接被推上了华北“剿总”总司令的位子。
北京、天津、河北、察哈尔、绥远，这么一大片地盘，三十多万兵马，都归他管。
那时候，他就是名副其实的“华北王”，跺跺脚整个北方都要抖三抖。
可好日子不长。
1948年底，东北那边彻底完了，林彪、罗荣桓带着上百万的东北野战军，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山海关。
一下子，就跟聂荣臻的华北部队形成了前后夹击的势头。
傅作义手里那张华北地图，看着看着，就成了一张死棋盘。
他不是没想过跑。
他最初的打算是，把主力部队全都拉到西边，退回他的老根据地绥远，在那儿凭险固守，说不定还能有转机。
可毛泽东那边早就把他的心思看得透透的。
解放军没急着跟他打主力决战，而是玩了一手漂亮的“围三缺一”，但这个“缺一”是假的。
傅作义的部队就像被赶进了一个个口袋里，张家口、新保安、天津，一个个被分割包围。
最让他心疼的一仗，是在新保安。
他的王牌，那个跟他出生入死的第35军，被围得严严实实，最后全军覆没。
军长郭景云，也是他手下的爱将，兵败之后自己解决了自己。
这一下，等于断了傅作义的一条胳膊。
紧接着，就是天津。
傅作义原以为，天津城防坚固，又有十七万守军，怎么也能撑上一两个月，给自己争取点时间。
结果呢？
解放军只用了29个小时，就把天津警备司令部给拿下了。
消息传到北平，傅作义坐在中南海居仁堂里，半天没说出话来。
他知道，这盘棋，彻底输了。
北平成了一座孤岛，一座被百万大军围得水泄不通的文化孤岛。
摆在他面前的，就三条道：第一，打。
可这一打，北平这几百年的古都，那些宫殿、牌楼、胡同，还有城里上百万的老百姓，都得跟着遭殃，变成第二个长春。
第二，跑。
往哪儿跑？
天上飞机被盯着，地上全是解放军，插翅难飞。
第三，降。
可他傅作义是“剿总”司令，半辈子戎马生涯挣下的名声和面子，就这么扔了？
以后怎么见人？
那段日子，傅作义整个人都熬干了。
白天强打精神处理军务，晚上就在院子里一圈一圈地走，走到天亮。
脚下是北平城古老的青砖，心里头却是一团乱麻。
这个在战场上眉头都不皱一下的汉子，头一次觉得，做个决定，比打一场恶仗还难。
事情的转机，是从内部开始的。
他最疼爱的女儿傅冬菊，其实早就成了共产党的地下党员。
通过女儿这条线，和平的橄B调源源不断地传到他耳朵里。
傅作义心里那杆秤，就在打与和之间来回摇摆。
最后，他一咬牙，决定派自己的代表，去一趟西柏坡，跟共产党最高层当面聊聊。
他没想到，最后连他自己也得亲自去一趟。
1949年过年前，傅作义和他的老朋友邓宝珊，坐着汽车，一路颠簸到了那个叫西柏坡的河北小山村。
去之前，他心里是做好了准备的，准备挨骂，准备被审判。
一见到毛泽东，他第一句话就是低着头说的：“我有罪，我是人民的罪人。”
可他等来的，不是劈头盖脸的训斥。
毛泽东只是走过来，用力拍了拍他的胳膊，用那口湖南话说：“过去嘛，你在蒋介石那条船上，我们是对手，那没法子。
你替他划船，我们也得想办法把你的船凿沉。
现在你不同了，你不上他的船了，你过来了，咱们就是一条船上的人了。”
就这么几句大白话，没什么高深理论，但一下子就说到了傅作义的心坎里。
这番话没揪着他过去的“罪”不放，而是给他指了条未来的“路”。
这让他感觉，自己不是一个等着被处置的战犯，而是一个可以一起干事的人。
他这辈子最看重的，就是一个军人的尊严。
毛泽东给足了他。
后来的几天，周恩来更是把事情做到了细处。
吃什么，住哪里，谈话的气氛，都安排得妥妥帖帖，让傅作义感觉到了十足的诚意。
他心里那块最重的石头，总算是落了地。
1949年1月31日，北平城门大开，解放军和平入城。
城是保住了，可傅作义心里的那座城，还没完全打开。
协议签了之后，他搬到了东城一个叫小酱坊胡同的宅子里住。
身份变了，从“剿总”司令变成了起义将领。
可他心里还是犯嘀咕：共产党真的能信得过我这个曾经最大的对手吗？
会不会把我当成一个需要时时提防的“外人”？
所以那段时间，他很沉默。
每天就在院子里打打拳，看看书，或者铺开地图研究，就是不怎么说话。
他在等，等一个能让他彻底放心的信号。
送这个信号的人，是周恩来。
那是一个初春的下午，周恩来的车子悄悄停在了胡同口。
他刚下车，眉头就皱了一下。
原来，胡同两边，站着一排排荷枪实弹的警卫，个个神情严肃，那股子肃杀的气氛，跟老北京胡同的安逸劲儿格格不入。
周恩来心里门儿清，这种阵仗，名义上是“保护”，但在傅作义眼里，跟“看管”没什么两样。
刚刚建立起来的信任，可不能因为这种小事儿给毁了。
他连想都没想，转过身，对着身边的警卫干事，用一种不容商量的口气，平静地说了四个字：“全部撤下，立刻。”
这四个字，声音不大，但分量极重。
几分钟后，胡同里那些碍眼的警卫全都消失了，胡同又恢复了它本来的样子，只有风吹过房檐的声音。
当傅作义打开院门出来迎接的时候，他习惯性地往胡同里扫了一眼。
当他发现那些警卫都不见了的时候，整个人明显愣了一下。
就那么几秒钟，他脸上那紧绷了好几个月的线条，一下子就松弛了下来。
他对着周恩来拱了拱手，发自内心地说：“周副主席，你一来，我这儿就轻松多了。”
那一刻，两个人对视一笑，什么都不用再多说了。
所有关于阵营、立场的隔阂，都在这一笑里烟消云散。
这顿午饭，吃得也特别舒坦。
桌上就是几样家常菜，小米饭。
周恩来胃口很好，连吃了三碗。
饭桌上，他绝口不提什么“部队改编”、“投诚”这些敏感字眼，聊的都是怎么恢复铁路交通，怎么把城市建设好，怎么一起渡过眼前的难关。
现在回头看，解放军真正拿下北平，靠的不是打下天津的那29个小时，也不是和平协议上签下的那些字。
真正的“攻城”，是在小酱坊胡同里，周恩来说出“全部撤下，立刻”的那一瞬间完成的。
这个动作，比说一万句安抚的话都有用。
它传达的意思很明白：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并肩走路的朋友，不是一个需要看管的俘虏。
心里的疙瘩一解开，后面的事就顺理成章了。
傅作义主动站出来，帮忙处理华北地区的各种烂摊子。
铁路运输需要护路，市政建设需要懂行的人，他都冲在前面。
1950年，他甚至以快六十岁的年纪，亲自带队去西藏，为新中国的边疆交通建设搞勘察。
1974年4月19日，傅作义因病在北京逝世。
在他的追悼会上，周恩来亲自主持，叶剑英致悼词，评价他为“对和平解放北平、绥远作出了重要贡献的爱国将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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