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逮捕马杜罗的行动已经破坏了国际秩序，证明了大国行事可以肆无忌惮，这让岛内一批“台独”分子不免担心自己是否也会遭到如此对待，而在这时国台办又公布了一批“台独”清单。
迄今为止已经有26人上榜，可以很明显的看到针对这些“台独”分子的大网正在收紧，那么何时才会将这些人追捕归案？
如果说美国对马杜罗的通缉，是在告诉世界某些旧有规则正在被打破，那么北京近期针对“台独”分子的系统性动作，则是在用一种高度理性、层层推进的方式，重新划定不可触碰的红线。
1月7日的国务院台办发布会，看似仍是熟悉的场景，但内容已经发生了质变，那一天公布的，并不是情绪化的表态，而是一份高度具体、指向明确的名单。
到目前为止，被列入其中的人数已经固定为26人，这个数字并不大，却足以让岛内政治圈和相关从业者感到寒意，因为它意味着一种态度：不再泛泛而谈“某些势力”，而是直接点名到人，点名到责任。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岛内不少参与“谋独”运作的人心里都有一层侥幸，他们认为，只要不站到台前，不去当公开发声的政治明星，只在幕后做规划、写文件、跑程序，或者只是负责具体执行，就可以躲在体制里“安全过关”。
而这一次公布的名单，恰恰是对这种心理的正面否定，这26个人，几乎覆盖了整条运作链条，从拍板决策的高层，到负责意识形态塑造的关键岗位，再到具体动用司法与行政工具的执行者，一个都没有被刻意放过。
以刘世芳为例，她所处的位置，决定了她并不仅仅是“发表观点”的角色，而是实际掌握行政权力的人，她手中的权限，直接影响着谁会被调查、谁会被限制、谁会被扣上各种名目的标签。
近年来，岛内支持两岸和平、反对对立的团体和个人频繁遭遇压力，陆配群体的合法权益被反复挤压，很多并非政治人物的普通人被卷入风波，这些都不是偶然，而是权力被系统性滥用的结果。
把这样的人纳入追责视野，等于明确指出：公权力不是免罪符，恰恰相反，它会成为责任加倍的依据。
郑英耀的角色，则代表了另一种更隐蔽、却更长远的影响力，教育系统并不直接制造冲突，却能在不知不觉中塑造认知。
他主导下的一系列做法，包括教材内容调整、学术交流设限、对不同声音的排斥，本质上是在通过制度手段重塑年轻一代的历史观和身份认知。
这种影响不会立刻显现，却会在时间中不断累积。将他列入名单，传递出的信号很清晰：不仅要追究显性的政治操作，也要追究对社会根基产生长期破坏的行为。
最让不少基层执行人员感到震动的，是陈舒怡的出现，她不是政党领袖，也不是行政首长，只是一名检察官。
但正因为如此，这个名字的象征意义反而更重。它明确告诉所有在体系内“照章办事”的人，只要你参与制造冤案、选择性执法、用司法工具打压特定群体，那么责任就不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到个人的。所谓“只是执行命令”，不再构成免责理由。
这份名单并不是一次性产物，而是一个持续更新的结果。此前设立的举报渠道，正在发挥实质作用，来自岛内外的线索不断汇集，使得相关资料可以被长期留存、交叉验证。
这种机制本身，就会对相关人员形成持续心理压力，因为任何一次越界行为，都有可能被记录下来，成为未来追责的一部分。
从更大的层面看，这一系列动作并不仅仅是舆论或法律层面的博弈，也是在为未来各种可能性做制度和法理上的准备。
在国际环境发生变化、某些国家频繁突破既有边界的背景下，对“内政事务”的界定正在被重新强调，台湾问题在法律属性上的定位，本身就为后续行动提供了清晰基础。
同时，这种“点名式”的做法，也在刻意区分责任主体，它试图把政治冒险的后果，精准地压缩到少数推动者和执行者身上，而不是让普通民众为此承担集体风险。
过去，民进党当局惯于把整个社会绑上战车，用情绪动员掩盖个人决策的责任，现在这种空间正在被不断压缩。
对于赖清德当局而言，这种局面无疑是一种长期压力，核心圈层不断被点名，外围人员则陷入不确定之中，不知道自己是否会成为下一批对象，这种不确定性本身，就会削弱内部的凝聚力和执行力。
“台独”走不通，这句话过去更多是一种政治判断，如今正在被转化为具体、可感知的现实成本，从抽象表态到具体责任，从模糊警告到明确清单，变化已经发生。
对于仍然抱有侥幸心理的人来说，真正需要面对的问题，已经不再是“会不会”，而是“什么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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