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岁末的夜班，焦作群英机械厂的灯火依旧通明。车间里，六十二岁的老工人周荣庆在轧钢机旁记录温度，他的额头渗出细汗，神情却一如既往地平静。谁都不知道，这位头发花白的老员工正默默同病痛缠斗，也没人想到，他的名字和北京中南海那座静谧小院有着微妙联系。
往前追溯到1929年，周荣庆出生于江苏淮安。十二岁时，父亲周恩溥被捕牺牲，母亲王兰芳带着他辗转抗日前线。枪炮声中，少年早熟，十七岁被国民党抓丁，他趁夜色逃出，转身投入八路军行列。胜利后留在部队，朝鲜战场又以宣传干事的身份踏上异国山岭，硝烟与炮火在记忆里挥之不去。他从未向同僚透露——那位在延安灯下熬红双眼的七伯，正是共和国总理周恩来。
1953年秋，国内开始号召知识青年支援基层。周恩来把这个年长的侄子叫到面前，语气温和却坚定：“到工厂去，别惦记官帽子，脚底沾泥，心里才踏实。”他补了一句家常话，“布衣暖，菜根香。”周荣庆听得认真，当天晚上背起行囊南下，随后被分配到河南焦作，一扎根就是三十多年。岗前培训时，同期学员暗自在猜测：这位从北京来的复员干部怎会选去煤城？只有周荣庆心里门儿清——七伯的十条家训是家里最大的规矩。
十条家规，简短却硬如钢：不搞特殊、不动公车、不夸亲戚、不请客送礼……周荣庆牢记在心。焦作钢铁厂开大会，他排在普通职工席，食堂里排队永远自带饭盆。有人小声调侃：“你叔叔是总理吧？还这么拼？”他笑笑，“我是工人。总理有总理的岗位，我有我的班组。”一句话，堵住了好奇，也守住了底线。
1958年，厂里来了位扎两条麻花辫的女推车工晋菊清。俩人一起刷标语、发宣传单，感情悄悄发芽。半年后，有人挑明“他可是周总理的侄子”，姑娘吓得直摆手，“我一个庄户闺女，咋敢跟领导家里攀亲？”周荣庆放下手中油漆桶，认真地说：“我姓周，但我是我。”再三解释，又请母亲王兰芳出面，姑娘才卸下心防。1959年5月10日，两人在厂礼堂办了场简单婚礼，连喜糖都是用节余的粮票换来，周总理夫妇只远远寄来祝福与一封信：“劳动之家，最是光荣。”
1968年春寒料峭，婆媳二人带着三个孩子硬座进京探亲。西花厅里，邓颖超笑意盈盈地递上热茶。“咱俩都是河南人，可有缘哩！”她悄悄量了晋菊清的脚，一周后送来合脚的新布鞋，连同几块手表玻璃片，让她更换旧表。午饭间，周总理询问孙辈名字，听到“周中印、周小莉、周中越”，忍俊不禁：“换掉换掉！”当场重新取了“志勇、志红、志军”。孩子们如今仍把那一刻当作荣耀。
1975年底，王兰芳病逝。周总理卧病在西花厅，无法南下吊唁，只让秘书来电：“一切从简，不准劳师动众。”三周后，1976年1月8日，周总理与世长辞。电报只寥寥数语，让外地亲属坚守岗位。晋菊清哭着要赶北京，被丈夫挡在门口。“七伯说不来，就不来。”男人的声音嘶哑，却透出决绝。当天夜里，他把总理生前赠送的“为人民服务”胸章捧在手中，良久无言。
八十年代初，改革的风已吹到中原。周荣庆仍旧拿着普通工资，骑着二八大杠去车间。厂里换代设备，需要外派学习，他总是抢在前面。有人替他抱不平：“你按说也算‘红色后代’，把名望用一用，一纸调令就能躲清闲。”他摆手，“周家人要靠本事吃饭，一条扁担挑到老，腰杆才硬。”
1988年3月，邓颖超病重。她写信劝侄辈别来探病，以免劳顿。荣庆守信不动，却拗不过妻子的一番孝心。晋菊清只身北上，获准探房十分钟。病榻旁，邓颖超伸手握住侄媳：“好孩子，别哭，回去照顾好荣庆。”短短一句，像是在交托，又似告别。回到焦作没几月，周荣庆因长期胃病恶化，被送进市医院。病床前，他始终揣着那枚胸章，说得最多的一句是：“七伯要是知道我偷懒，肯定不高兴。”
1992年1月15日凌晨四点，病情急转直下。他拉住妻子的手，闭着眼喃喃：“还是得和你一起，去北京看看七妈。”话音落，心电监护归于长线。消息传到北京，已是数日后，邓颖超抚摸那封讣告，沉默良久，只留下一句：“孩子没违背家规。”此后一年，她也离开人世，周家人再无聚首西花厅的机会。
焦作市烈士陵园一隅，王兰芳与爱子周荣庆并肩长眠。墓碑前放着一枚塑封的胸章，阳光下闪着暗红光泽。旁人或许不知，那枚小小徽章是一个家族信念的缩影：清廉自守、实干低调。周家晚辈偶尔去扫墓，听着长辈讲述往事，才明白“自己花钱自己挣”并非一句口号，而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
历史留下的未必是呼风唤雨的壮阔场面，有时是一个普通工人一生的坚守。63年光阴，周荣庆用行动诠释了何谓“布衣暖，菜根香”。他没能见到最后一面的遗憾，也许会在故去那一刻化作微笑——因为这份坚持，正是七伯最欣慰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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