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5月的纽约清晨，华文媒体用黑框标注了一则简短讣告：严幼韵走了，终年一百一十二岁。许多读者愣住——这位留着优雅银发的老人，正是民国名外交家顾维钧的第四任夫人。消息像一阵风，把人们的思绪一下子拉回上世纪的动荡岁月，那个在国际会议上敢拍桌子的名字再度被提起。
顾维钧出生于1888年，苏州人，因幼年聪颖被父亲送往圣约翰大学，后又负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辛亥革命前夕，他24岁，刚从政治学博士班毕业。学成归国时，清帝制已摇摇欲坠，袁世凯正招贤纳士。顾维钧被延揽进总统府担任英文秘书，翻译公文、撰写电稿，白天在官邸应酬，夜里挑灯备忘，他的外交生涯由此启幕。
1913年，李烈钧起兵动荡未息，唐绍仪却在女儿唐宝玥的生日宴上对顾维钧说：“年轻人，我把宝玥托付给你，可好？”顾维钧略一沉吟，答声“谨遵令命”。这句半带戏谑的对话在场人至今记得。翌年，两人成婚。婚姻不仅带给他情感慰藉，更让他在政坛有了支撑。可惜西班牙流感来得凶猛，1918年冬天，唐宝玥香消玉殒，年仅二十六岁，留下稚儿顾德昌与幼女顾菊珍。悲恸中的顾维钧把哀痛压进胸口，埋头工作。有人说，他此后在国际舞台的硬朗与悲壮，与这段丧妻之痛不无关联。
1919年1月，巴黎和会召开。顾维钧时年31岁，以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身份赴会。面对一边倒的列强，他在会上据理力争，指出“战胜国不应以牺牲远东弱国权益为代价”。那句铿锵“China refuses to sign”震动全场，也为五四运动埋下导火索。外媒称他“东方的小巨人”，却不知道，散会后他在驻地悄悄躲进书房，对着地图叹了整整一夜。此后，他相继出任驻美公使、驻英大使、外交部长、国联副会长，风光无限，却始终背负着山东权益未能收回的遗憾。
事业高峰，他迎来了第三位伴侣黄蕙兰。1920年，两人在上海外滩观礼舰队检阅时相识。黄家是著名糖业世家，金饰、洋房、跑车一样不缺。最初她看顾维钧只觉其貌不扬，等顾维钧开口解释“外交夫人的角色与局限”时，黄蕙兰眼睛一亮。当年冬季，两人在天津举行婚礼。黄母赠一辆劳斯莱斯，车牌镀金，成了天津口口相传的谈资。婚后多年，黄蕙兰随夫出入西方各国社交圈，法文流利、礼仪标准，常在酒会上从容化解尴尬。可奢靡与独立的双重性格最终让二人渐行渐远。1956年，双方签字分手，三十六年夫妻情画上句点。值得一提的是，离异后两人仍保持礼貌往来，每逢春节互致问候电报，颇有绅士淑女的意味。
1959年，顾维钧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接待学界访客，偶然重逢故交严幼韵。彼时他已入暮年，71岁；她58岁，复旦大学出身，曾在马尼拉随前夫执行外交任务。前夫在1942年遭日军枪杀，严幼韵带着三个孩子辗转回国。久别重逢，旧事重提，淡淡悲凉掩在微笑后。短短几个月，二人决定共度余生。熟悉他们的人说，顾维钧此番不是浪漫冲动，而是相信严幼韵能让晚年生活安定而体面。
婚后，严幼韵果然把精力倾注在琐碎日常：餐点忌盐，夜里每三小时提醒起身活动，以防血栓；出门演讲，她提前查好路线，随身带备用讲稿；冬天衣橱按线次序摆放围巾，替丈夫挑颜色。顾德昌后来回忆：“父亲的长寿很大一部分得益于严姨的细致。”两位老人常散步到哈德逊河畔，讨论最新的国际法案例。偶尔遇见华裔学生，顾维钧会指着远处波光，说一句：“国际关系，也像这河水，看似平静，底下暗流四涌。”
1985年11月14日晚，纽约突降冷雨。顾维钧在浴室滑倒，左髋骨瞬间断裂。送医途中仍清醒，他对严幼韵轻声说：“别担心，我只是不小心。”然而感染并发症迅速恶化，三天后，这位走过清末、民国、共和国成立前夕的外交老人溘然长逝，终年九十八岁。各界唏嘘，他一生所见的帝制、军阀混战、抗战烽火、重归联合国，几乎浓缩了二十世纪中国的沧桑。
葬礼那天，细雨如丝。美国前国务卿艾奇逊派代表敬献花圈；台湾“外交部”电唁致哀；巴黎《世界报》发长篇回忆录。人们缅怀他的聪敏与倔强，却容易忽视在背后默默站着的严幼韵。此后，她继续住在曼哈顿上东区公寓，清晨练太极，午后看英文报纸，夜里写日记。她淡出社交，却始终保留一项习惯：整理顾维钧的文件。那一摞摞泛黄函电、演讲稿、私人备忘录，被她按时间轴细分，装订成册，供学者来访查阅。有人戏称她是“活档案馆”，她只是微笑：“这是他留下的责任。”
时间再次拨到2017年。严幼韵在睡梦中安静离世，和老伴相差三十余年，却用一百一十二岁的漫长光阴，把属于顾维钧的史料维系完好。纽约大学的一位东亚史教授前去悼念时感慨：一位外交家常被铭记的是激昂辞令，而真正让史料生根发芽的，往往是默默无闻的人。
回望顾维钧的四段婚姻，从指腹为婚的张润娥，到相知相惜的严幼韵，情感轨迹几乎折射出时代变迁。清末的包办、民国的才情相投、巨贾之家的联姻、以及战后移民社区里的关怀，这些元素杂糅在他的人生里，既成就了传奇，也留下遗憾。假如没有唐宝玥的早逝，他是否会少一点漂泊？如果黄蕙兰能放下对名利场的眷恋，两人是否能携手老去？答案不得而知，但它们早已嵌进历史的褶皱，成为研究外交史时无法忽视的注脚。
值得一提的是，顾维钧辞世后一年，他在巴黎和会上那句著名的“拒签”原文底稿由严幼韵捐赠给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馆方修复后展出，访客络绎不绝。薄薄数页，见证了中国人在国际舞台上第一次用清晰而自信的声音说“不”。对许多观者而言，比文件更动人的是旁边附注的一行铅笔字——“1919年5月5日夜，校对完毕，手已发抖。”笔迹出自顾维钧。
生平的幕布已落下多年，仍能引发思考的不只是那些惊心动魄的场景，还有人物在夹缝中求存的细节。顾维钧用几乎整个世纪的长度，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档案、无数演讲以及一段段情感交织的回忆。三十二年后严幼韵的去世，为这组长镜头画面添上最后一个注脚：外交史不仅是谈判桌上的唇枪舌剑，也是一场关于生命、家庭与担当的无声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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