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10月1日的怀仁堂国庆招待会，灯火辉煌。刚刚参加完检阅的毛泽东往里一站，先看见的不是满桌佳肴，而是一排雪白细长的象牙筷。礼宾人员解释，外宾多，象牙筷显得“体面”。毛泽东眉头微蹙，只留下一句“换竹的”便转身去和客人寒暄。几分钟后，象牙筷全部消失，换成毛竹。此事没几个人敢声张，却在服务系统里流传了整整十年──任何场合，只要有毛泽东在，象牙筷一律封存。
时间往前拨回到抗战岁月。延河边的窑洞里，工作人员给首长们打过补丁的竹筷刷了又刷。夏天闷热、霉点横生，勤务员悄悄问要不要换副“硬实点”的，“硬实”指的正是象牙。毛泽东当场摆手：“养成习惯，不必。”一句话，定了规矩。那年他五十岁，衣衫早已褪色，竹筷陪着他跨过雪山草地。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中央机关刚迁入香山。起义将领来访，杨尚昆希望稍加体面，派人从招待科借来象牙筷。开饭前，毛泽东巡视餐桌，一眼认出那细腻的光泽。当值卫士还没来得及解释，只听“撤了吧”三字落地。客人最终用的是发黑的竹筷，却无人感觉怠慢，反倒添了几分真诚。
1956年2月，广州。专列刚驶出衡阳，负责内勤的封耀松才发现忘带筷子。列车餐车里只有一双象牙制备品，别无选择。午餐时毛泽东看到那双筷子，脸色阴沉。大家劝暂时将就，他仍推碗不动。封耀松急得满头汗，四处寻找，最终在服务员柜子里找出一双粗短不一的竹筷。毛泽东接过来，语气平和：“不用象牙。”车厢里的气氛才松下来。那顿饭，米粒一粒不剩。
时间来到1958年3月7日，成都春熙路的耀华餐厅格外热闹。下午六点，毛泽东走进院子，先看墙上的宣传画，又帮服务员铺桌布。他点了回锅肉、粉蒸排骨、凉拌海带和一碗豆瓣酱汤，全是家常。餐厅早早摆好的象牙筷被他婉拒，换成店里普通毛竹。用餐间隙，他提醒随行人员“别浪费”，还向厨师问起豆瓣酱火候。夜色深沉，他与厨师、服务员一一握手后离开，桌面干干净净。
同年9月19日，芜湖铁山宾馆。小餐厅已摆好白台布、象牙筷。毛泽东环顾四周，只问一句：“别人在哪儿吃？”知道大家在大餐厅，他索性撑伞步行过去。敞亮的大餐厅原先用的也是象牙制品，张治中见状，低声提醒服务员：“象牙筷子好，可以试毒，但主席不喜欢，两头忙就行。”所谓“两头忙”，其实就是两端都磨圆的竹筷。厨师们急忙从筷筒抓来四双，放到毛泽东面前。
当天的菜式简单：红烧肉、清炒油麦菜、鸡蛋汤，加一罐厨师自家腌的灯笼椒。他尝了一口辣椒，笑道湖南的更辣，话音一落，餐厅里才真正放松。盛饭时，木饭勺一时找不到，他自取长柄汤勺解决，边盛边说“这不是一样吗”。普通旅客一样的随意，让在场百余名职工紧张转为敬佩。
短短几年，类似情节不断重演，却无一例外地指向同一个核心──简朴。对别人而言，筷子只是工具；对毛泽东，它是一条红线：奢靡与节俭的分界。有人统计，毛泽东遗物中，竹木筷多达上百双，最“高级”的也只是老乡送来的黄杨木制品，色润如玉，却仍不及象牙昂贵。这份坚守，源自革命年代对苦难的记忆，更是对公仆身份的自觉。
1958年的风浪过去，后来者想再动“改良餐具”的念头，往往会被一句“主席不喜欢”挡回去。竹筷子留在了人民大会堂、留在了中南海，也留在了无数基层招待所的规章里。象牙筷依旧存在，只是再难与那位身着灰色中山装的老人同桌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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