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5月3日清晨，京广线的列车刚刚驶进北京南站，铁轨还在轻轻颤动。车门一开，一位身着浅色呢大衣、步伐略显急促的中年将军举步下车。他正是时任国防部副部长的陈赓。站台上等待的警卫见状快步迎上，却发现将军身后跟着一个十七八岁的清瘦男孩。男孩衣着朴素，目光里带着几分好奇，也透着沉稳。陈赓微笑着拍拍少年的肩膀：“跟紧我，待会儿见到周伯伯，别害怕。”
从越南战场归来的陈赓，本想立刻投身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筹建，可中央的一纸电报将他召回北京参加紧急会议。他把这份任务视作军令，一路昼夜兼程。而那名被他带上火车的“娃娃”，却是谁也想不到的惊喜。陈赓临行前对警卫只说了一句话：“别多问，这是我们的‘秘密武器’。”
午后，风起檐铃作响。西花厅的梧桐已有翠色。陈赓推门而入，正对上迎面走来的邓颖超。见陈赓身后的小伙子，她微微一愣。还没来得及细看，陈赓便爽朗地笑道：“邓大姐，给您送件宝贝来！”他不肯解释，径直把少年轻轻拉到客厅坐下。少年局促却不怯懦，低声向邓妈妈问好。几句家常之后，陈赓抬腕看表，掐点似的等周总理回来。
傍晚时分，周恩来推门进来，军帽还没摘下，就先对陈赓打趣：“小车开得够快，半天功夫就到北京了。”话音落下，他才注意到角落里的那张年轻面孔。陈赓指着少年，半带顽皮地问：“总理，您瞧这娃娃像谁？”周恩来凝神细看，眉头微蹙，似乎在回忆什么。邓颖超却噙着笑，用手肘轻轻碰了碰丈夫：“还记得吗？那个人的眼神？”
“彭干臣！”周恩来几乎是脱口而出，随后笑声朗朗，“怎么会忘记。”他伸出双手，把少年拉到身边，“你是伟光吧？真像你父亲！”
少年眼圈一红，却努力挺直脊背：“报告周伯伯，我是彭伟光。”声音不大，却掷地有声。陈赓满意地点头：“这孩子能吃苦，跟他父亲一个脾气。”
短暂寒暄后，陈赓和周恩来移步书房，留下邓颖超陪着少年。热茶的清香在屋子里氤氲开来，邓妈妈取出几张旧影，递到少年手中。黑白照片里，年轻的彭干臣与陈赓肩并肩站在黄埔操场，一脸英气。少年抚摸着泛黄的相纸，嘴唇颤了颤，没有说话。
不久，中央办公厅来人催促，总理需即刻赴勤政殿商议对苏军事援助方案。周恩来忙得分身乏术，临出门之前，把陈赓拉到一旁嘱咐：“他这一趟若只是探亲，最多住几天；可若是想学本事，得替国家培养。”陈赓爽快应下，眼里分明装着期望。
第二天一早，陈赓带少年去了清华园。此时，他正负责筹建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整日同专家、苏联顾问打交道。校园梧桐掩映，清风拂面。陈赓指着工程图纸对少年说：“看，这就是未来的军工摇篮——哈军工。你若想报国，就得先在课堂上练硬本事。”少年郑重点头。陈赓随即打电话给总政治部，为他办好北上哈尔滨的手续，临别前只说了一句：“记住，你父亲留下的，不只是荣誉，更是沉甸甸的责任。”
一个月后，彭伟光抵达哈尔滨，成了哈军工一期炮兵工程系的新学员。那一年，他十八岁。同他同班的，还包括后来成为“两弹一星”骨干的王淦昌学生、著名军工专家郭永怀的入室弟子。课业繁重至极，清晨五点起床，夜半灯火犹亮。大雪飘零，操场上仍是一队队负重奔跑的身影。有人抱怨太累，彭伟光却只默默加速。“我父亲打仗拼命都不怕，我还怕做题？”一句朴素的自语，被同学们当作玩笑，却道出了他对家国的坚守。
1957年10月1日晚，天安门广场礼花升空，彩色光团在夜幕中盛放。大小礼炮声中，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陈赓等走上城楼。陈赓把已是一身军校学员礼服的彭伟光拉到周总理面前，再次抖了抖衣襟上的雪灰：“总理，你看这娃娃如今更像谁？”周恩来拍拍少年肩，目光柔和：“比起外貌，更像的是那股子倔劲。”毛泽东听见动静，也笑着伸手同少年相握，“好好读书，将来接班。”烟花照亮老一辈革命家的面庞，也映红了少年紧抿的唇角。
回过头再看彭干臣的一生，许多资料只留下寥寥数字：1923年入党，1924年黄埔一期，1925年东征，1926年北伐，1927年护送周恩来突围，1930年奔走东北，再到1934年闽浙边境战斗中牺牲，年仅三十六岁。生平多在暗处，尘封于档案。可正是这些沉默无声的故事，撑起了民族解放的天幕。陈赓之所以要把彭伟光亲自带到北京，除了情谊，更有一种“让血脉延续精神火种”的深意。
值得一提的是，彭伟光在哈军工只读了两年，就递交了入朝作战申请书。校方起初不允，理由是“系统学习未毕，前线需要技术兵”，然而他在连写三份申请后终获批准。1958年春，他随志愿军炮兵部队入朝，参与横城反击战。战斗间隙，有老兵问他为何这么执意来前线，他只笑着回答：“我爸在枪林弹雨里教过书，轮到我，也该在战场上去实践。”
1960年回国后，彭伟光重返校园，完成学业，分配到某导弹研究所，从此成为新中国导弹制导系统的早期技术骨干。资料显示，他主持的惯性导航试验，为“东风”系列提供了关键数据。若非当年陈赓那趟匆忙北上的车厢，或许这条人才之路就此错过。此后，彭伟光极少提及自己的身世。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他应邀回母校演讲，被学生追问往事时，才淡淡道一句：“那年到北京，是陈叔叔给我买的硬座票。”
历史常在偶然处转折，却也在血脉和精神间传承。1956年那个春日的决定，让一个年轻人找到了人生方向；而一位早早牺牲的无名英雄，也通过儿子的成长，继续在共和国的脉络中发光。军功章没有刻上彭干臣的名字，他的故事也许只有少数档案可考，但在周恩来、陈赓和这对夫妇的记忆里，那份忠诚早已写在了岁月深处。多年以后，当人们回望哈军工的校史、回望两弹一星的研发群像，总会在不起眼的行文里读到一个叫“彭伟光”的工程师，而那背后，则是一位黄埔一期学员播下的火种，风雨七十年，仍在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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