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授衔典礼结束后，黄克诚脱下礼服，掸了掸肩章上的灰。他刚满五十三岁，声音依旧洪亮。军乐声远去，空气却还有些燥热，一位身材颀长的少将拉住他，语速很快地说：“黄司令，有空得给我讲讲井冈山的事。”这个少将就是钟伟，比黄克诚小十三岁，对那段火红岁月十分好奇。两人就这样认识，从沙场到会场，又从会场回到硝烟里，情谊系在一场场战斗中。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黄克诚任总参谋长，经常深夜还在灯下修改作战预案，钟伟赶来递上一碗稀饭，嗓音压得很低：“老首长，歇一会儿吧。”那碗稀饭只放了寥寥几粒米，却让黄克诚记了一辈子。他后来回忆：“那碗稀饭的味道，比一整个火锅都香。”两人缘分深厚，直至上世纪七十年代依然保持通信。
时间跳到1980年4月，京城连日阴雨。七十八岁的黄克诚因关节炎和慢性支气管炎住进解放军总医院，病房窗前挂着一张发黄的井冈山合影。雨丝打在窗台上，嗒嗒作响，像是在催促什么。医生让他静养，他却偏要听材料。机要员送来两份文件，其中一份讨论“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再评价”。字里行间的轻率引起了他的警觉，他反复咳嗽，却把稿纸握得更紧。
有意思的是，差不多同一时段，钟伟正在整理旧物。翻到一张1958年的请调报告，尘封的往事翻涌上心头。他在“文革”中受过不少冲击，心里有股不得伸展的闷气，总想找到机会再为军队出把力。听闻黄克诚病重，老将军二话不说，揣着那份旧报告，冒雨直奔医院。
下午两点，病房的门被推开。雨水顺着军大衣的衣角滴在瓷砖上，钟伟拄着拐杖，抬头就喊：“黄克诚，我来看你！”他没用商量好的“黄部长”称呼，而是像当年山沟里的吆喝。黄克诚先是一怔，随后把手伸了过去，声音微哑：“坐，腿还好吧？”这句问候让紧张的空气松动了些。
短暂寒暄后，钟伟递上那份陈旧的报告：“我想调回原来的大院，那里有老部下，也好就近给部队出谋划策。”黄克诚眉头微蹙，拒绝得干脆：“公家的房子，哪能说搬就搬？”话音未落，他又咳嗽起来。钟伟见状不便多言，心里却委屈。他又提出回部队任教官，黄克诚摇头：“年轻干部需要舞台，我们这些老人守好底线就行。”
两次碰壁，钟伟心中憋闷，一句脱口而出：“现在连毛泽东思想都没几个人提了，毛泽东……”语气带着不满，名字叫得直白。话音还没落，一旁的警卫员愣住了。黄克诚脸色瞬间沉了下来，他用力撑起上身，瞪着老战友：“钟伟啊，你老小子真是忘了本！”病床嘎吱一声，仿佛也受了惊。
钟伟被这喝斥吓得坐直，半晌说不出话。病房的空气仿佛凝固，窗外的雨声却更密了。黄克诚喘了口气，声音依旧不高，却掷地有声：“没有毛主席，就没有咱们这支军队，你我都得重新回乡种田。如今有人要把一切功劳都抹去，咱得守住根本。”他说到井冈山的供给制，从三块大洋减到五分钱；又说到1929年中央电令让朱毛调离部队，毛主席力排众议留在前线。每个细节都带着泥土和硝烟的味道。
“试想一下，要是当年队伍散了，红军还在不在？新中国还会不会有？”黄克诚的反问，让钟伟低下头。他用袖子抹了把雨水与汗水搀杂的面庞，小声应道：“是我考虑不周，言语也不当。”简单一句认错，却胜过千言万语。
夜色降临，雨停了，病区走廊泛起微光。黄克诚吩咐机要员把那份文件再读一遍，并把勾画的句子重抄成单页，准备在下周向上级反映。他坚持认为，对待历史必须有敬畏，评价领袖更该实事求是，而不是一阵风似的翻案或推倒。说完这些，他长出一口气，吩咐护士替自己盖好毯子。“好好休息，别再操心了。”护士轻声劝。黄克诚闭上眼，却仍握着那张纸，不肯松手。
第二天清晨，钟伟又来。两个人的话题不再是房子，也不再是职务，而是怎么向年轻干部讲清楚三湾改编、五次反围剿。这一次，黄克诚点头：“你要做的，不是回去领兵，而是把经历写下来。只要有人记得，队伍就不会忘了初心。”钟伟默然，然后起身敬了一个不再挺拔却依旧标准的军礼。
他离开时，天空已经放晴，暖阳洒在老将军的背影上。那一天，病房里重新响起黄克诚爽朗的咳笑声，夹杂着淡淡药味与阳光味道，一切都像回到许多年前的井冈山，火堆旁的话语朴实却有力量：信念在，就不怕风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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