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10月的一天清晨，永定门车站雾气未散，汽笛声划破空气。顾维钧领着妻子黄蕙兰和两岁的儿子缓缓登上南下的列车，车站外还有几位北洋旧友前来送行。黄蕙兰握着貂皮披肩，悄声说了一句：“这座城，将来恐怕再难回来。”顾维钧只是点头，他知道北洋政权的幕布正在合拢，他的下一张舞台必定在海外。
列车出京后直奔天津港，顾维钧一刻不停地整理文件，准备向南京新政府递交详尽的外交备忘。黄蕙兰透过车窗看着华北平原飞速倒退，心里琢磨：丈夫似乎永远把公事放在第一位。自1920年10月在布鲁塞尔结婚起，她就隐约预感到，这段婚姻更像两条并行而又偶尔交汇的铁轨——方向一致，却始终难以贴近。
回想七年前第一次见面，那是1919年巴黎的一个雨夜。巴黎和会谈判正陷僵局，顾维钧却抽出时间，借法国政府配给的公车去黄家公馆赴宴。黄蕙兰后来回忆：“我看不透他在想什么，他看上去既谦和又倔强。”这股倔劲，在不到一个月后便体现在拒签《凡尔赛条约》的演说里，同样也贯穿了两人三十多年起伏的婚姻。
1928至1935年，黄蕙兰随顾维钧辗转伦敦、日内瓦、布鲁塞尔。她在各国沙龙里谈笑风生，被西方媒体称作“远东最璀璨的珍珠”。然而华灯初上后，她独自回到公馆，常常发现丈夫仍在案前校阅电报草稿。一次她玩笑似的建议：“顾先生，跳支舞放松一下？”顾维钧摇头拒绝，只抬眼说了句：“时间紧，改日吧。”对话短暂，却把他们之间的距离拉长了好几尺。
1936年春，他们久违地回到上海。顾维钧想给母亲尽孝，黄蕙兰却因老宅缺乏现代设施而搬往旅馆。此事在家族内部掀起一阵风波，老母亲不言不语，顾维钧面色尴尬。黄蕙兰感到委屈，索性自掏二十万美元购下京城狮子胡同一座古宅，一面修缮故居，一面以此向外界展示自己的审美与财力。这份豪气帮丈夫稳住了不少社交局面，却也逐渐暴露了两人价值观的缝隙——顾维钧讲求克制，黄蕙兰追求排场。
抗战全面爆发后，顾维钧出任驻英、驻美特命全权大使，奔走于国际联盟与华府之间。那段日子，黄蕙兰把自己的珠宝熔铸成现金，为大使馆支付急缺的经费。夜深时，她独自一人坐在乔治城的小书房里，听着收音机里传来武汉空袭的消息，抱着心爱的哈巴狗默默流泪。有人说她挥金如土，却少有人知道，这些钱里有一大半流向了中国驻外机构的账目。
战争结束，国共内战骤起，两人在美国的意见第一次出现公开对立：顾维钧劝她节制开销以备将来，黄蕙兰则坚持维持“代表中国上流社会”的面子。1956年，顾维钧辞去驻美“大使”职务，卸任那天清晨，他在写给友人的便笺里提到：“四十年奔波，难得静养。”同年两人正式离婚，手续办完，黄蕙兰对秘书轻轻叹道：“原来真正的告别，不需要一句狠话。”
从此，这位昔日的“最璀璨珍珠”独居纽约曼哈顿。为维持生计，她出售珊瑚项链、祖母绿胸针，也开始接受演讲邀请，讲述自己从爪哇富家千金到外交舞会名媛的曲折旅途。一次演讲结束，她擦干眼角，对台下笑道：“人没了保障，就得学会和自己做朋友。”那句半真半假的调侃换来长久掌声，却掩不住她眼里的落寞。
1959年，71岁的顾维钧与小他二十岁的严幼韵再婚，移居纽约上东区。严幼韵既是妻子、也是秘书，严格控制顾维钧的饮食与作息。友人打趣问他长寿秘诀，他微笑回答：“每日半杯温水，一封来自祖国的电报，一张妻子递来的行程表。”三句话，既是生活写照，也是情感归宿。
1985年11月14日凌晨，顾维钧在纽约长老会医院因心肺衰竭去世，终年九十八岁。海外报纸出现了“洛杉矶病逝”的误传，但很快被家属更正。消息传至第五大道另一端，九十三岁的黄蕙兰站在落地窗前，细雨敲打玻璃。她握着一张早已泛黄的合影，低声说道：“你始终是个好人，还是谢谢你。”话音极轻，只有看门的老佣人依稀听见。
之后的八年里，她继续在小公寓里与植物、与旧时照片为伴。1993年12月21日，正好一百岁那天，黄蕙兰安静辞世。她早提前把最后一批钻石捐给博物馆，只留下几枚鼻烟壶和一本手写日记。日记封底写着一句英文：“The banquet always ends， but the music stays.”译成中文，大概是：“筵席散了，曲子还在回响。”
从1919年的巴黎雨夜，到1985年的纽约冬晨，两人相识、相守、分离，跨越了战火、政权更迭与海洋距离。顾维钧的外交辞令里，总带着冷静与克制；黄蕙兰的舞会身影中，则写满了张扬与热烈。正是这种截然不同，让他们的结合既辉煌又脆弱。有人说顾维钧得益于三次婚姻：第一段带来仕途，第二段供应财力，第三段守护健康。也有人说黄蕙兰的璀璨与孤独，全系于那句“爱犬甚于爱子”。可若把这些评判放进漫长时代洪流，或许一句“你是个好人”已是最简短而精准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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