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话,得掰开揉碎了说。

1937年那会儿,上海打成了焦土,南京城血流成河。

咱们这边好多将官,晚上睡觉枕头底下都塞着本翻烂了的《孙子兵法》,嘴里念叨的都是“兵者,诡道也”、“不战而屈人之兵”。

可一上了战场,对着日本人的飞机大炮,脑子里那套东西好像一下子短路了,根本不管用。

一个让人心里发毛的念头冒了出来:难道老祖宗几千年传下来的宝贝,到我们这辈人手里,失灵了?

这事儿,还真不能怪孙武老先生。

错的不是兵法,是这个世界变了,战争的玩法早就被西边那帮搞工业的人给彻底颠覆了。

你想想,《孙子兵法》是啥时候出来的?

那是大家伙儿都还在玩刀弄枪的年代,顶多有点弓箭马车,地里刨食的农业社会。

那个时候打仗,两边家伙什儿都差不多,谁能赢,看的就是将军的脑子灵不灵,士兵们是不是嗷嗷叫着往前冲,天时地利人和占了哪样。

所以才有了那么多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神话,因为计谋和人心能起大作用。

可到了十九世纪,西方人搞出了工业革命,火车、大炮、机关枪一出来,战争的逻辑就变了。

他们不跟你玩虚的,不跟你斗心眼儿,他们崇拜的是硬邦邦的数字。

一分钟能打出去多少发炮弹,坦克集群一次能冲垮多宽的战线,后勤线一天能运多少吨物资。

他们的战争哲学简单粗暴:就是用绝对的实力把你活活压死。

战争在他们眼里,成了一道数学题,谁的工厂产量高,谁的钢铁多,谁就赢。

这就是赤裸裸的以强凌弱,以多欺少。

所以,当中日战争一开打,这天平从一开始就是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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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那时候拼了命地“脱亚入欧”,把西方那套工业化战争的理论学了个十足。

他们开着铁甲舰,用着重炮,指挥着训练有素的现代化军队,硬生生把咱们这些还在琢磨“火牛阵”、“空城计”的将帅们,拖进了一场他们完全陌生的“西方游戏”。

咱们当时的一批高级将领,像杜聿明、郑洞国这些,不少都是去日本留过学的。

他们学的是日本人嚼过一遍再吐出来的西方军事思想,可骨子里,还是信奉老祖宗那一套。

这就拧巴了,脑子里的想法和手里的牌对不上。

后来在缅甸跟美国人一块儿打仗,这问题就暴露得更明显。

美国那个史迪威将军,看谁都不顺眼,觉得中国将军们本事不大,脾气不小。

唯独对孙立人另眼相看,为啥?

因为孙立人是正儿八经从美国弗吉尼亚军校毕业的,脑子里装的是纯西式的那套打法,跟美国人能说到一块儿去。

这不是说谁比谁聪明,而是大家说的“战争语言”压根就不是一个体系。

一开始,日本人也挺傲慢的,他们觉得自己把欧洲那套战争模式摸透了。

他们的想法很简单:只要拿下你中国的首都,占了你几个重要的工业城市,你的抵抗意志就得垮。

所以从上海一路打到南京,再奔着武汉去,他们的目标始终是这些大城市。

而蒋介石呢,也就被动地跟着日本人的节奏走,一门心思地打起了“城市保卫战”。

他把宝押在守住一城一地上,想着能像欧洲战争那样,守住关键节点就能稳住局势。

但他好像忘了,中国跟欧洲、跟日本最大的不同在哪儿:中国的根,不在那几座孤零零的大城市里,而在那广袤无垠的农村,在那千千万万的老百姓身上。

直到武汉也丢了,大半个中国都插上了太阳旗,国民政府才算真正被打醒了。

战略家蒋百里提出的“以空间换时间”的持久战国策,总算被摆上了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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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算是亡羊补牢吧,正面战场靠着湖南那些山山水水,总算利用复杂地形,把日本人的装备优势给削弱了一点,勉强稳住了阵脚。

可真正把日本人拖进泥潭,让他们开始怀疑人生的,是从另一个战场冒出来的一股他们完全看不懂的力量。

就在正面战场打成一锅粥的时候,在敌后,八路军和新四军,用一种全新的打法,把日本人搅得是天翻地覆。

日本的那些高级将领们彻底懵了。

他们引以为傲的坦克开进山里,成了铁王八;重炮拉到村口,找不到目标。

对面这支军队,破衣烂衫,武器五花八门,就是不跟你硬碰硬。

他们不跟你抢大城市,也不摆开阵势跟你决战。

这些人就像风一样,忽地一下化整为零,钻进青纱帐、山沟沟里,你连鬼影子都摸不着;忽地一下又聚了起来,专打你的运输队、小炮楼。

这就是“游击战”。

听着好像挺土的,不就是打埋伏、搞偷袭嘛。

但就这么个土办法,正好打在了日本人现代化军事思想的软肋上。

日本人的作战手册里,写满了怎么打阵地战,怎么搞集团冲锋,可就是没一条教他们怎么对付这种不讲规矩、满地乱窜的打法。

游击战的精髓,就是一句话:战场上我说了算。

你打你的大城市,我打我的补给线。

日本人被彻底拖进了八路军的节奏里,每天都像没头苍蝇一样,到处救火。

日本兵被搞得火冒三丈,只能用最笨的法子——“扫荡”。

可大部队黑压压地一来,八路军早就跑没影了;等大部队一走,他们又从地里冒出来了。

日本人在敌后战场,从来就没真正赢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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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日本人快被逼疯的时候,一个最难缠的对手出场了。

他就是号称“中国通”的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

这家伙可不一般,他把游击战研究得透透的。

他看明白了,游击战,关键在一个“游”字。

要想“游”,就得有地方。

只要把活动的空间给你锁死,你就“游”不起来了。

冈村宁次从中国古代的曾国藩那里学了一招,叫“结硬寨,打呆仗”。

他就在华北平原上,搞了一个极其歹毒的“囚笼政策”。

他把铁路当成笼子的“柱子”,把公路当成“铁链”,再密密麻麻地修上成千上万的炮楼和据点,就像一把把“锁”。

他想用这张大网,把抗日根据地一块块地分割包围,织成一个巨大的牢笼,让八路军变成笼子里的鸟,无处可飞。

这一招确实狠。

一时间,华北的根据地日子非常难过,面积被压缩,物资进不来。

连彭德怀总司令都承认,这个冈村宁次,是他在华北碰上的最厉害的日本指挥官。

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冈村宁次的“囚笼”看着天衣无缝,却有一个要命的弱点。

为了维持这张大网,他必须把手里的兵力撒胡椒面一样,分散到无数个孤立的据点和炮楼里。

这就导致他后方的大城市和交通枢纽,兵力反而变得空虚。

彭德怀看准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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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总部一声令下,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

这回不只是小打小闹的游击了,而是大规模的破袭战。

八路军主力部队从“囚笼”里跳出来,反过来从外线,对日本人的铁路、公路、桥梁、火车站这些命根子,展开了毁灭性的打击。

一夜之间,正太铁路被扒得稀巴烂,瘫痪了;同蒲路被切成好几段;平汉路也多处中断。

冈村宁次精心编织的“囚笼”被撕得千疮百孔。

那些被分割开来的小据点,反而成了八路军“围点打援”的活靶子。

日军派兵去救,半路上就得挨埋伏;要是不救,据点就眼睁睁地被一个一个拔掉。

冈村宁次本想造个笼子关别人,结果到头来,把自己给困住了。

到了1944年,日军在华北已经筋疲力尽,再也维持不了这条耗费巨大的封锁线,只能被迫收缩兵力,龟缩到大城市和主要交通线里去。

“囚笼政策”宣告彻底破产。

其实,蒋介石那边也想过搞游击战,甚至还找了红军的叛将去给自己的部队上课。

但那些游击队,脱离了老百姓,就像鱼儿离开了水,没扑腾几天就翻了白肚。

这场战争的打法,最终还是得从自己这片土地和人民身上找答案。

八路军的游击战和破袭战,就是把这片土地的特点和人民的力量用到了极致。

它不是照搬西方的模式,也不是死守老祖宗的教条,而是在血与火中,创造出了一套真正属于自己的打法。

战争结束后的1949年1月,在南京军事法庭上,曾让整个华北血流成河的冈村宁次被宣判无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