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6月19日下午，北京301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一只装着法国链霉素的冷链箱悄悄被推进病房。
护士熟练地调试滴注速度，药液缓缓沿着输液管流入徐向前的静脉。
那天，外头闷热潮湿，屋里却静得出奇。
谁也没说话。
站在门口的熊光楷，手一直握着，没松开。
可这一切，真不是一开始就安排好的。
要说起来，还得从20年前的一次“走错门”讲起。
1971年，熊光楷刚刚被调去给叶剑英做口译。
那会儿，军内外气氛都挺紧张，政治空气压得人喘不过气。
为了让工作之余轻松点，叶帅有段时间每周会在钓鱼台家里放一场外国电影。
第一次放《丘吉尔》那晚，原定的翻译临时病了，年轻的熊光楷被点了名。
他慌着把小词典翻到“Churchill”，死记硬背出生卒年。
但影片放起来，他的口音、节奏、表达都还不错。
叶剑英边看边点头，结束后还特意问他：“丘吉尔哪次演讲你印象最深？”他几乎脱口而出：“敦刻尔克撤退那次。”叶帅听完笑了：“Exactly！”
从那之后，叶帅几乎每周都让他来。
熊光楷就这样成了钓鱼台这条胡同的常客。
那会儿他还年轻，晚上来得匆忙，有次走错了门，按响了对门的门铃。
一个卫兵透过猫眼问他找谁，他说是来看叶副主席。
对方笑着指向对面：“那是徐帅家。”熊光楷点头谢了，心里却记下了这个门牌号。
谁也没想到，这段邻里关系，后来能救一条命。
1989年底，徐向前身体突然不行了。
高烧、咳嗽、喘不上气，医院查了一圈，怀疑是老结核复发。
那会儿他已经86岁，旧伤旧病一并找上门。
医生建议用链霉素强化治疗。
可第一次注射效果不太好，怀疑是药效问题。
问题来了，那时候国内的链霉素大多是罗马尼亚产的，纯度一般。
国产的优质药又极度紧张。
李而炳是徐帅的秘书，听说法国某厂家生产的链霉素效果好，就想到了熊光楷。
为啥找他？因为熊光楷当年不仅是个译员，还是总参情报口的老兵，跑过巴黎，和那边的武官处有交情。
说白了，他比别人多两条线：一条通外事，一条通军内。
6月18日凌晨两点多，李而炳直接打电话给熊光楷：“熊先生，马上想办法！”熊光楷被从睡梦中惊醒，没披外套，光脚站在地板上，一边问：“徐帅情况？”对面只回三个字：“高烧不退。”话音未落，电话那头一阵嘈杂，像是北京夜里偶尔划过的救护车笛声。
电话一挂，他马上拨驻法使馆。
那时候可不是微信发个语音那么方便，得靠人工值班电话。
他跟使馆那边说：“急需两万单位链霉素粉针，法国生产的，越快越好。”又打给民航调度，说最早一班得优先运药。
他语速飞快，几乎像在报密码。
那边回了一句地道北京话：“哥儿几个尽全力！”
这事儿还没完。
他又打给301医院的一位老同学，让他赶紧在病历里加上用药指示。
说得很清楚：“药一到就能用，别等来了再补单子。”护士长后来专门提到：“熊参谋那天说话，一个标点都没落下。”
这一通操作，电话、传真、公函、航班、冷链，几乎是多线并行。
法国那边甚至动用了医药物流的绿色通道。
不到24小时，药就到了首都机场。
那天夜里还下着雨，海关一位老同志亲自送批文过来，只说了一句：“为老前辈尽点心。”
这事儿听起来像电影，其实每一步都是真刀真枪干出来的。
那时候还没有现代的应急机制，也没有什么“国家层面协调”，完全靠人，靠信任，靠过往的积累。
可惜的是，徐帅的病虽然缓了一阵，终究没能熬过去。9月21日清晨，他走了。
走之前，他留了三句话：“不留遗体告别，不办追悼会，骨灰撒向曾经浴血的战场。”通知送到熊光楷手里，他没多说什么，只是低声重复了一句：“这才是真正的军人味道。”然后快步走进办公室，关门那一刻，眼眶已经红了。
多年以后，有人回忆起1990年那场深夜行动，说：“那时候没那么多规章制度，没那么多流程图，全靠人心。”也有人感慨：“那一夜，谁都没睡，电话线都快烧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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