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2月3日凌晨，北平城门还没完全开启，护城河上却已泛起薄雾。解放军入城检阅的鼓点回荡在箭楼，人群默默围观。就在这一天的下午，傅作义把随身皮夹递给警卫，低声说了句：“留作见面礼吧。”谁也没想到，这位曾经的华北“土皇帝”很快便会把全部身家往国库里交。事情的转折，比大多数人想象得更快、更彻底。
时间往前拨三周。1月22日，北平和平解放文件落笔。傅作义从签字桌前站起，被几盏刺目的摄影灯晃得眯起眼，却依旧维持军人立正姿态。旁人只看到他“顺利脱身”，忽略了另一层压力——战后审判、家产归属乃至子女前途，都悬在半空。中共中央同意“既往不咎、允许保留私产”的口径，其实就是针对傅作义这类高级将领量身定做的一道台阶。
北平和平解决后，国民党方面陆续抛来劝降、拉拢信件。蒋纬国的手书、美国军官的邀请函，都在傅作义案头堆成小山。叶剑英顺势对他点明：留下来，风险不小；南撤，也绝非好日子。傅作义没有再犹豫，他对副官自嘲，“走南闯北一辈子，若再折腾一次，非散伙不可。”一句玩笑，道出北平城内外难以摆脱的兵心去向。
2月份，傅作义赴西柏坡面见毛主席。历史细节不多，只有一句对话被记录了下来——毛主席笑问：“先把蒋介石甩掉，今后打算甩什么？”傅作义沉默片刻答：“甩掉旧账。”这句“旧账”，指的既是炮火，也是银行存折。
1949年10月政权更迭，中央人民政府名单里赫然写着“傅作义——水利部长”。不少干部纳闷：打仗出身的人懂得治水吗？但在那个建国初期，黄河屡淹、淮河常涝，水利部急需一位既能调兵也懂调度的大管家。周总理一句话，“他能调20万军队，自然调得动千万人力”，质疑声随即偃旗。
就任不久，傅作义向中央呈交第一份个人财产清单：工厂、贸易公司盈余三百八十万元，外加两处房产、若干金饰、古玩字画。按当时政策，私产可以保留；但他主动提出“全部交国库，望组织代为处理”。文件文字克制，却藏不住决绝味道。毛主席圈阅时批注九字：“存入银行，仍归本人支配。”批语背后是信任，也是对后来投诚者的安抚信号。
北京城议论纷纷：是示范，还是客气话？半个月后，人们发现钱确实打入人民银行专户，账户名为“傅作义”。他却再未提取一分，用钱处只有一点——替昔日部属、军眷垫付医药和丧葬费用，花掉十六万元，余款照旧冰封。
1957年，傅作义在山西勘察汾河治理方案时突发心绞痛，被紧急空运回京。国管局考虑他上下楼不便，为其修缮住宅。完工那天，他扫视粉刷一新的青砖院墙，转身向局里递交申请：海淀花园私宅请国家接收调配，留一处足矣。批示很快下达，同意收房，却也附上：如有需要，随时可回居住。
“手里这么多钱，不留点给子孙？”有人替他打算。傅作义淡淡应一句：“子女自有子女福。”这话传到部下耳中，被当成家训；传到社会上，倒像平民老兵的直白。那几年，水利部频繁勘测黄河、淮河、海河流域，他每天穿灰布中山装，挤硬卧、吃大灶。詹天佑的老部下见他爬三门峡坝基，忍不住劝：“部长，这里滑。”他摆手：“掉下去就当喂鱼，省得医药费。”
进入六十年代，国家经济紧张，许多军政人物悄悄变卖细软维生。傅作义却再次致函周总理，请求把分文未动的七本存折全数划交国库，还附上几大箱旧书、瓷器、首饰。“留着无益，反倒徒增杂念。”这一回，周总理不便再推辞，批准收缴，但提醒财政部为其备案，免得日后生疑。
1971年，中央考虑统战因素，把已收回的存折重新交还，仍由傅作义掌握。他把账本锁进抽屉，钥匙交给秘书，从此绝口不提。到1974年春，他病危住院，仍惦记着那把小钥匙，口授遗愿：“全数上交，不得拖延。”
4月19日，傅作义病逝，享年七十九岁。整理遗物时，工作人员在床头柜里找到那几乎崭新的存折，余额分毫未减。相关部门核定后，将款项充公。那是真金白银，也是他亲手写下的句点。
同年夏天，周总理得知傅夫人生活拮据，批示将补贴提高到每月一百元，并要求一次性补足之前差额。做事不拖泥带水，与当年“仍归他支配”的九字批示一样简洁。
细看傅作义的轨迹，从晋绥马队军官、北平守将，到水利部长，再到清贫而终，跨度极大，却维系着一条主线：对新政权的信任与自我清算并行。他拿过战功、也负过旧债；他需要的是体面的落脚点，而非铜臭的保险箱。百万家财三进三出国库，正是“甩掉旧账”的注脚。大江东去，历史无言，留下的只是一串被银行锁进档案柜的存折号码，以及一个布衣将军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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