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事，看着像句号，其实是个问号。
有些地方，叫“暂厝”，一“暂”就是大半辈子。
在台湾桃园，就有两副棺材，一副从1975年开始等，另一副从1988年跟上，都等着回家。
说好听点是“暂厝”，等着风光大葬，说难听点，就是客死他乡，连个入土为安都办不到。
这事的主角，是蒋介石和蒋经国父子。
而把这事儿从家族的悄悄话，捅到大庭广众面前的，是蒋家第三代，一个快要走到生命尽头的人——蒋孝勇。
时间拉回到1996年的台北，国民党中央党部里，记者们的闪光灯跟不要钱似的，对着台上一个瘦得脱了相的男人猛闪。
他那时候已经跟食道癌晚期斗了很久，人看着都快被风吹倒了，但还是撑着站到了麦克风前。
他一开口，声音不大，气若游丝，可说出来的话，分量却砸得在场的人心头发沉。
他没讲什么大道理，就说了两句大白话。
一句是：“移灵是我们蒋家的家事，不应该被当成政治问题来搞。”
另一句是：“把我爷爷和我爸安葬回大陆老家，是我们蒋家人一辈子都不敢忘的大事。”
话讲完，全场鸦雀无声。
大家心里都跟明镜似的，这哪是开什么发布会，这分明是一个儿子、一个孙子，在用自己最后一口气，为祖辈的遗愿做最后的冲锋。
他这是在跟时间赛跑，也在跟台湾当时越来越怪的政治风气较劲。
这故事，得从更早的时候说起。
别看蒋介石在外面叱咤风云一辈子，到了晚年，心思全回到了老家。
尤其是1969年在阳明山出了那场要命的车祸后，他身体一下子就垮了。
那次车祸撞得他心脏都停了，好不容易抢救回来，人就一天不如一天。
身体越差，心里就越惦记浙江奉化的溪口。
老家的山，老家的水，老家的那座丰镐房，成了他后半夜梦里头最常出现的场景。
1975年，他人走了。
遗嘱里写得清清楚楚：“灵柩暂厝慈湖，等将来光复大陆，再迁到南京紫金山下葬。”
“暂厝”这个词，说白了就是暂时放着，透着一股子不甘心和说不准的期盼。
于是，他的棺材就被拉到了桃园慈湖。
那地方是专门仿照溪口的样子修的，山水格局都学得有模有样，好像这样就能离家近一点，能闻到点家乡的味儿。
一晃十三年过去，1988年，他儿子蒋经国也走到了人生终点。
这位搞“十大建设”，让台湾经济起飞的强人，临了临了，心里想的还是跟老爹一样的事。
他也交代，自己的棺材先别下葬，就放在离慈湖不远的头寮，等着跟父亲的一起，回到奉化老家。
就这么着，父子俩的灵柩，成了停在台湾岛上的两个巨大的历史符号。
所谓的“光复大陆”，慢慢地从一个奋斗目标，变成了一个听着响亮却没人当真的口号。
而“暂厝”的期限，在海峡两岸的对峙里，被拉得没完没了。
回家，从一个人的遗愿，变成了一个家族被政治卡住的梦想。
到了90年代，台湾岛内变天了。
李登辉上来后，搞起了“本土化”，以前挂在嘴边的“我们都是中国人”这话，越来越少人提了。
蒋家的光环迅速暗淡下去，从前说一不二的“第一家庭”，慢慢成了历史名词，被人束之高阁。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蒋孝勇被查出了食道癌晚-期，那年他才48岁。
在蒋经国的几个儿子里，他算是离政治最远的一个。
早年间，他大哥蒋孝文身体不好，二哥蒋孝武卷入“江南案”风波，他看透了政治圈的凶险，早早就转行去做了生意，带着老婆孩子移民加拿大，一心只想过自己的小日子。
可命运偏偏不让他清净。
父亲去世后，他还是不放心，又回到台湾照顾母亲。
没想到，自己却先倒下了。
病魔来势汹汹，台湾的医生告诉他，癌细胞已经扩散，没什么好办法了。
就在他几乎绝望的时候，听人说大陆那边的中西医结合疗法，或许还能搏一搏。
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也可能就是宿命的牵引，他决定去北京试一试。
1996年5月，蒋孝勇带着老婆方智怡和孩子，悄悄飞到了北京。
在北京医院治疗的间隙，他做了一个改变他生命最后轨迹的决定——回奉化溪口看看。
那是他只在父辈口中听说过，却从未踏足过的故乡。
当车子开进溪口，他看到“丰镐房”那熟悉的门楼，走到蒋家祖坟前，用手抚摸着冰冷的墓碑时，这个在商场上见惯风浪的男人，眼泪再也忍不住了。
血脉里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牵绊，在那一刻全涌了上来。
当地的乡亲们很热情，没有因为他的身份而另眼相看，只是朴实地说：“落叶归根，人之常情嘛，欢迎你们回来。”
就是这次寻根，彻底把蒋孝勇心里的火点着了。
治病救命固然重要，但完成祖父和父亲的遗愿，让他俩入土为安，这事儿更等不了。
这不光是尽孝，更是一个家族后代对历史该有的一个交代。
从大陆一回到台湾，他顾不上养病，立刻找到了自己的叔叔蒋纬国。
两人一合计，决定马上行动。
1996年7月，蒋纬国在国民党的中常会上，正式提出了成立“两蒋移灵奉安大陆委员会”的案子。
他想得很美好，希望把这件事当成一个善意的姿态，缓和两岸关系。
大陆那边很快就有了回应，态度很明确：尊重蒋家后人的意愿，欢迎两蒋灵柩回乡安葬。
眼看着门就要开了，谁知道台湾这边，李登辉一句话就把门给堵死了。
他给出的理由是“时机不宜”，还说这么做“有向大陆示弱的嫌疑”。
这盆冷水，直接把蒋孝勇心里那团火浇得差点灭了。
他不服，也不甘心。
自己剩下的日子不多了，再不做点什么，就真的来不及了。
于是，就有了开头那一幕。
他拖着被化疗折磨得不成样子的身体，站到媒体面前，不是以一个商人的身份，也不是以什么政治人物的身份，就是一个儿子，一个孙子，替自己的长辈喊话。
他把一件被无数政治算计捆绑的复杂事情，硬生生拉回到了“回家安葬”这个最基本、最朴素的人伦情感上。
他那句“家事”和“大事”的呐喊，刺痛了当时很多人的心。
人们看到一个生命快要熄灭的人，在那种“去中国化”的政治气氛里，为了“回家”这两个字做着多么悲壮的抗争。
那场发布会之后，舆论确实很轰动，但对拍板的人来说，没什么用。
蒋孝勇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差，癌细胞已经转移到了脑部。
他还在不停地打电话、见人、想办法，可所有的努力都像石沉大海。
1996年12月22日，冬至。
按传统，这是个祭祖和家人团圆的日子。
就在这一天，蒋孝勇在台北荣民总医院咽下了最后一口气，终年48岁。
他到死，都没能看到爷爷和父亲的灵柩动身。
更让人唏嘘的是，他自己为了方便后人祭扫，骨灰最后被安葬在了万里之外的美国加州。
一个拼尽全力想让长辈落叶归根的人，自己最后却成了异乡的孤魂。
他走后第二年，叔叔蒋纬国也去世了。
“移灵”这事，彻底没人再有力气去扛了。
之后的二十多年，这事就跟着台湾政坛的风向，时而被提起，时而又沉寂。
陈水扁当政时，想让两蒋就地安葬在台湾的五指山公墓，但蒋家后人意见不统一，没办成。
马英九时期，两岸关系好了很多，事情似乎有了转机，但又因为各种原因拖了下来。
再后来，民进党搞“转型正义”，慈湖陵寝甚至被人泼了红漆，移灵的事就更没人敢提了。
如今，蒋介石和蒋经国的灵柩还停放在桃园。
陵寝卫兵的交接仪式，成了游客们猎奇的景点。
当年的“暂厝”，已经变成了一个谁也不敢轻易碰的政治疙瘩，也成了一段历史留在那里的一道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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