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27日凌晨，成都上空的探照灯仍在无力地晃动，公署大门前贴满了崭新的政令。就在城市最喧闹的交割声里，城西那处宽敞的大独院被接收组齐齐贴上封条。院落深处，一位三十出头的女子默默收拾行李，她叫王玉清。
王玉清这个名字在川西乡下并不陌生。乡亲们提到她，总要压低嗓门：“那是刘文彩的五姨太。”一句带着暧昧与戒备的介绍，陪伴她走过半个世纪的跌宕。
时针倒回到1923年盛夏。刘文彩骑着高头骡子在仁寿乡间查租，他四十二岁，灰呢长衫遮不住意气风发。账房不断报出“八千四百石”的数字，银元像白浪一样滚进刘家金库，“川南王”声名鹊起。
那时，他已纳四房太太。二太太赵氏七子女环绕，坐稳正房；三、四太太出身风尘，又是表亲，常为几件珠花闹得庭院不宁。日渐年迈的刘文彩心生厌倦，想找个“懂事又省心的人”陪伴余生。
机会悄然降临。1935年正月，夹江县社火刚散，王玉清被表哥领到庙会。她二十五岁，读过两年私塾，能写半篇《大学》心得，眉目清秀。刘文彩远远看见，一身素色蓝褂在川风里鼓起，却挡不住少女的灵动。
川西旧俗，订亲先比生辰。秀才掐指一算，笑言“六合同春”。一句吉语当场敲定婚事。王家得了七十亩肥田，乡亲感叹：“清丫头一步登天。”
迎娶那天，刘府张灯三日。王玉清住进新修的二层公馆，前院桂花，后院竹林。刘文彩特意吩咐厨子备甜水面，“她爱吃软糯的东西。”细致周全的体贴，让少女心中最后的抗拒悄然融化。
婚后数年，刘文彩几乎形影不离地带着王玉清巡视各处庄园。路上，他慷慨捐纱布给贫民，资助私塾，修堰渠，外人都说五姨太劝得动老爷。传言或许夸张，却印证了王玉清在府中的特殊分量。
1948年初夏，刘文彩旧疾复发，咳血不断。王玉清在床头彻夜守候，温声商量后路——一纸遗嘱，将成都大独院与部分金库收益留给她。刘文彩颤抖着签名，眉宇间透出暮年人的疲倦与依赖。
形势瞬息万变。1949年底，成都和平解放，刘氏家产悉数充公。王玉清只得两间旧平房和一份临时津贴，“五姨太”的身份霎时灰飞烟灭。
1965年，户籍清查风声鹤唳，她被遣返夹江县老宅。生产队记工分按劳分配，王玉清手脚细弱，分到的粮食常常不够。她极少诉苦，只在夜里低声自语：“老头子若在，该怎么护我？”
十年风浪退去，政策调整。1982年，县里干部登门为她办理每月三十元补贴。那天，她换上尘封已久的蜀锦夹袄，神情似有重负卸下。邻里笑谈：“王玉清终于能喘口气了。”
进入九十年代，她与街坊同样拿粮票、排队挤公交。有人好奇过往，她便轻声答：“老头子那会儿也曾办学修渠，不能全说他坏。”一声“老头子”，像风干在岁月里的叹息。
2003年春末，九十二岁的王玉清卧病在成都一家养老院。晨光透窗，她忽然轻唤：“老头子，对不住，让你久等了。”说罢缓缓阖目，归于寂静。陪护说，那是她口中最后一句话。
从锦衣玉食到工分岁月，再到晚年的寡淡安稳，王玉清的人生折射了川西半个世纪的沧桑。刘文彩的公馆早已改作小学，昔日高墙拆成街心公园的栏杆。有人替她唏嘘，有人指摘她的顺从，也有人在茶铺里摇头说：“时代卷过谁都躲不过。”而那句含混的“老头子”，至今仍在乡音里飘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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