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1月，太行山东麓的夜色深沉。八路军新四旅一个小小的煤油灯下，陈毅抬头看见黄镇，笑说：“桐城来的画家，也懂打仗。”那句半真半玩笑的话，从此把二人系到了一条战线。十几年后，他们一位成了外交部长，一位成了驰骋欧洲与东南亚的“将军大使”，这段战火中结下的友谊，也被带进了波诡云谲的国际舞台。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重要拐点在1950年。黄镇调入外交部，陈毅还在上海带兵。人事任免的公文翻了一页又一页，直到1952年夏天，首批驻外大使回国述职，陈毅主动请黄镇吃饭。酒过三巡，陈毅感叹黄镇“书画诗皆佳”，黄镇则回敬一句：“将军笔头也不差。”两个人举杯的瞬间，旁人只见得刚猛与儒雅在酒液里交错。
1954年，黄镇原本想在北京陪刚出生的小女儿，却临危受命赶赴印度尼西亚。周恩来交待：“印尼270万华侨，国籍问题宜快不宜慢。”黄镇一口应下，登船时孩子还在襁褓。到了雅加达，他端出“三好政策”，一句“加入印尼也好，保留中国也好，想回国更好”让谈判桌对面的官员哑口无言。毛泽东听完汇报，说“有创造性”，陈毅拍手称快。自此，“桐城画家”在东南亚立稳了脚跟。
1958年2月，陈毅改任外交部长。写在他日记里的那段犹豫，“怕一句冲口而出，把锅砸了”，如今读来仍能感到他的忐忑。然而毛主席一句“临事而惧是优点”让陈毅放下顾虑。他需要得力副手，黄镇理所当然被叫回北京。二人一主一辅，三年内陪同周恩来跑遍亚非欧十四国，合作默契得像一幅水墨，浓淡相宜。
1964年初冬，黄镇飞往巴黎，出任中国首任驻法大使。戴高乐欢迎致辞里那句“战时抵抗，让我们成为同类”流传至今。三年里，黄镇拆掉了不少误解的“墙”，法方媒体甚至用“笑着谈判的将军”来形容他。可就在他忙于筹备中法科技合作的时候，北京风向突变。
1967年7月23日，黄镇回到首都。落地当天，他先被安排接受留学生“民主批评”，随后外交部院墙上出现一纸布告，点名要他天天劳动。黄镇以为只是“走过场”，妻子朱霖却提醒：“风还没起完。”果不其然，没过几天，他便被要求参加批评陈毅的大会。
外交部礼堂里灯光刺眼，黄镇仍穿那件常年在外的白衬衫，背脊挺得笔直。主持人第一句就是：“你为什么不揭发陈毅？”黄镇沉声回答：“我听党中央，听毛主席。”对方怒喝“耍滑”，匆匆散会。回家后，夫妻对坐无语，饭菜凉了也无人动筷。深夜，朱霖说要在下一次大会直言。黄镇只给四个字：宜粗不宜细。末了，他补一句——“外交部不是卖国部，陈毅不能倒。”
8月15日，人民大会堂又一场会议拉开。陈毅被安排坐前排，身侧恰是公安部长谢富治。会议刚过半，一个壮汉突然冲向主席台，挥手直取陈毅。谢富治岿然不动，台下的黄镇猛地站起，声音炸开大厅：“谢富治，你怎么不管！”短短十个字，像重锤落地，所有人瞬间噤声。警卫反应过来，挡在陈毅前，才避免事态恶化。黄镇眼圈泛红，被妻子拉回座位时，他喃喃：“同一支队伍出来的，他竟袖手旁观。”
那天之后，26位大使联名上书周恩来，请求保护陈毅。总理出面，风势暂缓。陈毅在北大高台那场《我这个外交部长》演讲里自嘲“风大随风，我才不干”，听众席中，黄镇望着昔日老首长，复杂滋味堵在胸口。回家转述时，他只说了一句：“陈总让我们留心。”
1969年春，中央决定：黄镇恢复职务，立即返回法国。5月20日清晨，他在首都机场同妻子道别。临上飞机前，他反复确认带好速写本和毛笔，“巴黎的晨雾，正好画一画”。短暂玩笑背后，是重新上路的决心。接下来四年，他见证中法经贸翻倍增长，也为中美接触做铺垫。
1973年2月，黄镇赴华盛顿，出任驻美国联络处主任。这位当年从太行山走出的将军，头发花白却仍旧精神矍铄。尼克松谈起他时，先夸“书法好”，后赞“心思细”。三年间，他把握住美方的每一次松动，让两国关系完成历史性跨越。
1989年12月10日，北京初雪。黄镇病逝，享年八十。骨灰被送回太行，与当年一起扛枪的战友合葬。外事口的年轻人整理档案，翻到那张1967年会议的速记稿，字迹潦草，却能清晰辨认出那句“谢富治，你怎么不管”。有人放下文件，轻声感叹：关键时刻，他还是那个冲锋在前的黄旅长。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