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11月的一天深夜，人民大会堂刚放映完纪录片，灯光还没熄，工作人员正端上简易夜宵。盘子里两把颜色鲜亮的杭州市蔬菜格外扎眼，周总理刚落座便注意到。

他夹了一筷子，眉头立刻沉了下来，招手把卫士长叫到旁边，小声却急促地问：“这些是你们带回来的？”卫士长点头解释，蔬菜是地方同志自费托运，准备给几位中央领导分一点。周总理啪地把筷子放下：“如果我是普通市民，能吃到这碗菜吗？老百姓知道了，还以为我们搞特殊，这和旧社会有什么区别！”一句话，餐桌上顿时鸦雀无声。

事情的源头要追到数日前。那时杭州市场物资相对充裕，地方想表达心意，托列车带了两筐当季新鲜蔬菜到北京。负责随行的工作人员念在“三不准”——不买不带不收——的口令，先是犹豫，后来听到“给钱算私人往来”才勉强收下，没想到还是触了总理的逆鳞。

周总理为何如此动怒？得从1959年夏季讲起。当年全国遭遇了罕见的连环自然灾害，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受灾面积高达四千四百余万公顷，河南山东黑龙江这样的产粮区几乎同时减产。次年春天，黄淮甚至长江流域又连遭旱情，粮食缺口愈发扩大。

粮食部那时预计全国产量仅二千八百多亿斤，缺口巨大。周总理把北方十几个省负责人喊到大会堂，一张旧地图，一个算盘，一块小黑板，反复核数。他自己笑称是“粮食调度总指挥”，别人却清楚，这三年里真正把全国饭碗端稳的就是他那双布满老茧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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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及时掌握各地库存，他亲自设计了长度惊人的《中央粮食调拨计划表》，干部们戏称“哈达表”。调给哪里、从哪里调、需要几节车皮，表上写得明明白白。每逢夜晚九点后，粮食部司长得拎着材料进总理办公室，常常谈到凌晨三四点。含糊词汇在会上是禁语，谁说了“也许”“大概”，马上挨批。

靠省际调拨终究杯水车薪。1960年底，陈云建议动用有限外汇购买小麦。外汇宝贵，动与不动，得一锤定音。周总理沉吟许久后点头，说了一句：“为老百姓挨骂也值。”短短几周，第一批澳大利亚小麦便抵达天津港，紧接着又敲定了每年约五百万吨的进口额，灾区的粮票才终于不再是毫无着落的数字。

节约必须从最高层做起。青海省曾送来五万斤湖鱼，想换取粮食指令。周总理在国务院会议上毫不留情：“这就是走后门，不开刀不行！”随后下令全国通报：中央不收任何特供物资，一针一线一条鱼都不许。

外出考察，他也立规矩。“全国勒紧裤腰带，我更不能破例。鱼鸡蛋肉统统不碰。”东北行期间，当地厨师见清单上只有窝头、白菜炖豆腐，忍不住嘀咕：“当厨师这么多年，第一次碰到领导连肉都不让上。”在北京，中南海夜餐制度被他亲手取消，值班人员若饿了，只能凭他和邓大姐自掏腰包买的几块点心顶一顶。

虽然自己严苛，周总理并没忘记重体力劳动者和科研骨干。1961年起，他指示对井下工人增加白酒驼盐，对高危岗位发肉蛋补津，还叮嘱卫生部专门为长年夜班的技术员配备维生素片，一句“让干活的人吃得起劲”道尽关怀。

同年夏天，江西省委负责人杨尚奎在南昌陪同视察。敬酒时，周总理笑眯眯举杯：“你我一杯，江西每年多交国家一亿斤粮食，愿不愿意？”杨尚奎先怔后笑，连干三杯。当年江西超额完成了三亿斤任务，这桩趣事被干部们私下称作“一杯酒换一亿斤”。

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周总理依旧鞠躬尽瘁。他在分组会上坦言，连年灾荒自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要求各级干部“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与会者回忆，那一刻会场里连咳嗽声都没了。

到1962年底，全国口粮紧张局面基本化解。周总理却更消瘦，头发花白不少。有同志劝他歇一歇，他笑着摆手：“三年没停，现在喘口气也得盯着，把规矩守下去，日子才能一天比一天好。”

那碗来自杭州的蔬菜最终被送进了职工食堂。周总理自己依旧掰着窝头配白菜汤。有人悄声问他为什么不偶尔放宽一下，他没正面回答，只淡淡地说：“规矩就像墙，一处破洞就挡不住风。”一句轻语，却道出了他全部的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