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27日，北京怀仁堂授衔典礼隆重举行。灯光穿过淡淡雾气，映在台下人群的神情里。徐海东身披大将军衔，左眼下方浅浅的弹痕仍在，却不如胸口那枚金星耀眼。他举目四望，目光终落在一位眉眼温婉的女子身上——周东屏。从军装到旗袍，两人走了整整二十一年。
把时针拨回到1934年11月。大别山初冬，寒意逼人。红二十五军三千将士奉命北上抗日，即将离开何家冲。出发前夜，卫生队七名女护士围着油灯小声商量：是留下照顾伤病员，还是随主力踏上未知的长征之路？讨论正热烈，军长徐海东策马巡营，听见抽泣声，勒马停下。
“军长，我们想跟大部队走！”几个姑娘红着眼，拦住战马。面对可能死无葬身之地的远征，她们却拒绝安置。徐海东沉默片刻，只留下一句“跟我走”，然后调转马头去协调。就这样，女护士们将命运绑上了远征的行军列。
进入十二月，队伍从鄂豫皖老区一路北上，经过豫陕交界。10日清晨，洛河两岸雾锁山林，国民党骑兵突然冲击。鏖战后敌军弃甲，徐海东却在追击中中弹：子弹自左颊穿入，从颈后呼啸而出。后撤途中，他因喉部被血块阻塞而濒临窒息。
行军医护携带的器械有限，简易喉钳根本够不着深处。救护棚里忙成一团，呼吸越来越弱。就在众人束手无策时，一张稚气未脱却刚毅的脸挤了进来。她叫周少兰，当时尚未改名。姑娘轻声说：“我来试试。”说完俯身，大口吸出凝血与脓痰，呛得面颊通红，却没停。三分钟后，气流重新通过声门，帐篷外士兵听见军长微弱的咳嗽声，炸开了欢呼。
那四日四夜，南坡温度零下，药品缺乏。周少兰用热水袋焐伤口，用羊毫管滴水润喉，几乎没合眼。吴焕先来看望，半开玩笑却意味深长：“小周，你看护得这样仔细，军长醒了可得感谢你。”话音刚落，她涨红了脸。
徐海东十二月十四日苏醒，第一眼见到的正是那个裹着旧棉袄的姑娘。伤痛让他烦躁，部下噤若寒蝉，唯有她能闲话家常安抚情绪。漫长行军间，徐海东爱讲湖北黄梅戏段子，时常把她逗得前仰后合。同行的战士暗自打趣：虎将遇到了“软刺刀”。
1936年初到达陕北永坪，硝烟暂歇。窑洞里，两人凑不齐手绢钱，只用一撮松枝做信物完成婚礼。徐海东当场给妻子改名，“东，取自我的姓；屏，意为屏障。”周少兰答应，从此署名周东屏。新娘第二天即被派往瓦窑堡红军医院，她没抱怨，反倒说：“地方大，用得着我。”
抗战八年，徐海东两度负重伤，胃穿孔、疟疾轮番折磨。周东屏随军辗转，桂林小诊所、太行山石窑、晋西北土坯房里，药品耗尽便用盐水、草药顶替。她总喜欢在药纸背面记下体温脉搏，密密麻麻，一望便知轻重。有人问她苦不苦，她摇头：“海东在前线更苦。”
1949年渡江前夕，徐海东因旧伤复发住进上海龙华医院。开拔前夜，他躺在担架上，拉着妻子衣角低声嘱托：“别跟，我拖累你。”她回一句：“你走，我也走。”这简单对话后来成了不少老兵口中的佳话。
新中国成立后，徐海东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却因积劳成疾长期治疗。周东屏几乎搬进病房，针剂、饮食独自打理，一度瘦得手腕露骨。护士劝她休息，她摆摆手：“我在行。”这种执拗，让同事既心疼又佩服。
1955年授衔那天，徐海东从主席台下来，军礼还未收回，转身便扶住妻子的手臂。有人起哄：“大将夫人了，说几句。”周东屏却只说了十二个字：“他是兵，我是卫，依旧本分。”不假辞色，也不客套。
1970年三月，徐海东病逝。按规矩，遗体告别须公开，但周东屏坚持先让老战士瞻仰，再开大门。她认为，这些兄弟跟随海东最久，理应站在最前排。同年冬，她把丈夫留下的所有津贴交公，自己搬进普通楼房。
1997年深秋，周东屏病危。弥留时，她让护士取来当年长征路上残存的一张药纸，上面依稀能辨“十二月十二日，体温三十九点五”字样。她合上眼，嘴角微动，没有人听清那句呢喃，大概又在唤“海东”。
史料显示，红二十五军长征行程一万三千余里，伤亡率高达四成。倘若没有周东屏那次“以口吸痰”，徐海东或许难见曙光。一个普通护士改写了共和国将星的生命线，也用三十余年漫长岁月守住了自己的承诺：当他的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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