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的一个午后，北京城的秋风透着凉意。中南海西门外，李讷按约而至。她骑着那辆用了多年的“永久”牌自行车，车铃声清脆，却掩不住心里的沉重。她知道，中共中央办公厅要把父亲生前的部分遗物正式移交给她。

走进简朴的办公室，木箱已经码好，封条上写着“毛泽东阅书”。负责交接的同志压低嗓音告诉她：“文件批复下来，这些书籍归你保管。”李讷默默点头，手指抚过封口的粗麻绳，皮肤瞬间被勒出一道白印。那一刻她的眼眶湿了——父亲留下的，不是金银，不是字画，只是几千册翻得起皱的书。

三十年前，1947年夏天，转战陕北途中，李讷第一次意识到书对父亲意味着什么。枪声不时在远处炸响，毛主席却把《资治通鉴》摊在膝头，嘴里念着段落，旁边的她蹲在地上画格子练字。毛主席抬眼对她说的那句“读书心不老”，李讷至今记得清清楚楚。

再往前追溯到1940年的延安窑洞，新生的啼哭让毛主席笑得像个孩子。李讷降生后，他常把稿纸推到一边，抱起女儿在窑洞口看星星。夜里灯芯忽闪，他轻声吟诗，李讷在臂弯里咯咯直笑。那是父女最简单却也最奢侈的时光。

延安撤离时形势紧张，舆图、密码本装进行囊，但毛主席坚持把一摞线装书也捎上。他告诉随行人员：“书不能丢。”有人担心负担过重，毛主席摆手道：“多背几里路算不了什么。”李讷望着父亲的背影，第一次明白文字背后沉甸甸的分量。

1959年暑期，李讷高中毕业，填报志愿时全家都以为她会选外语或文学，她却写下“北京大学历史系”。原因简单——她想弄懂父亲口中那些人物、那些兴亡更替。录取通知送到中南海，毛主席只说了一句：“好，自找苦读之路。”李讷暗自发誓，不让父亲失望。

三年困难时期伙食紧张，北大食堂晚饭常只有玉米面糊糊。李讷却从未拿回家中供给，她知道父亲比自己吃得还简单。有一天周末，桌上多了一碗红烧肉，她正要动筷，毛主席把碗推到一边：“留给你，年轻人需要长身体。”他自己夹了两口青菜，便搁下筷子。那一幕，李讷后来讲起时常用“揪心”形容。

1970年，她在井冈山“五七干校”插秧锄草，烈日下汗水与泥水混成一片。中午休息时，她掏出《共产党宣言》读了两页。有位老农好奇：“姑娘，这书有啥好看？”李讷笑答：“这是我父亲送的嫁妆。”那句半玩笑的话，道出了她对书的珍视。

然而婚姻并未如愿长久。1973年分居、1974年离异，李讷带着幼子独自生活。毛主席知道后，只批示补贴生活费，其余一概不提。“她自己的人生自己扛。”这是毛主席对秘书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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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9月9日凌晨，噩耗传来。守在电话旁的李讷失声痛哭，随后迅速赶往医院。父亲遗体旁，她轻轻呼唤：“小爸爸……”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送别仪式结束，她回到位于木樨地的宿舍，整夜未眠。桌上摊着父亲批注过的《红楼梦》第五回，墨迹犹新。

十月领遗物那天，工作人员递给她一张清单：中文古籍1200册，外文原版900册，马列著作及政治经济类900册，合计3000册。李讷轻声自语：“父亲的世界，全在这些字里行间。”她拒绝了另行提供的家具和手表，只要书。交接完毕，她先在办公室独坐良久，随后找来平板车，一趟趟把书搬到车上。

北风起时，平板车嘎吱嘎吱地行驶在府右街。有人认出她，小声议论，那车上堆得像座小山。李讷顾不上寒意，紧紧护着最上层那本翻破的《明史》。快到家门口，儿子跑出来，问：“妈妈，这么多书，都是外公的？”李讷笑着回答：“对，全是。”话锋一转，她又补了一句，“以后也属于你。”

1984年，她带着孩子返回韶山。此行未打招呼，只报了丈夫王景清的名字。站在晒谷坪边，她望着那块写着“毛泽东同志小时候劳动的地方”的木牌，泪水瞬间涌出。她双膝跪地，双手捧起泥土，轻声说：“爸爸，我把家带回来了。”同行的王景清轻轻扶她起身，他只说了一句：“走吧，风大。”

返京后，木箱在客厅一字排开。李讷每天抽空为书去尘、补脊、覆膜，像守着一段沉默的历史。一页一页翻过去，眉批里有父亲的惊叹号，也有随手画下的圈点。有人问她：“这批书价值几何？”李讷淡淡地答：“无法估价，也不打算估。”

她没把书锁进保险柜，而是放在普通木架上。亲朋好友来访，想翻便翻，但必须戴手套。李讷常提醒：“别把批注遮住，那是原样。”有人好奇：“您不怕磨损？”她笑道：“书本来就该有人读。”

岁月流走，书香未散。3000册书见证了一个伟人的求知，也托付给女儿另一种重量。李讷没有让它们成为静止的符号，她在翻阅、在修补，也在守护，这便是她给父亲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