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老杨，在成都的砂舞厅里混了小十年，圈里人喊我“老野猪”——不是我长得凶，是我不爱凑热闹，不瞎花钱，就爱蹲在角落看人间百态。
这些年，我见多了舞厅里的男男女女，也听多了那些藏在舞曲和灯光里的故事。
以前总有人说，砂舞厅里的姑娘都是些贪图享乐的年轻丫头，可我越往后看越明白，那些踩着高跟鞋、在昏暗灯光里旋转的身影，未必都是鲜嫩的小姑娘，更多的是扛着生活重担的母亲、妻子、女儿。
成都的舞厅分两种，一种是天涯舞厅这种“高配”场子，门票20块，舞曲大多10块一曲，个别抢手的姑娘要20块，里头晃悠的舞女，四十岁以下的占了八成，二十啷当岁的小姑娘一抓一大把，青春靓丽，往那儿一站就有人抢着邀舞。
另一种就是迪乐会这种“亲民”场子，门票15块，舞曲统一5块钱一曲，这里才是李姐、杨大妈、叶子、圆圆她们的主战场。
迪乐会的灯光比天涯暗，地板也磨得发亮，空气里混着廉价香水和汗味，却比天涯更接地气。
每天下午三点，舞厅的铁门一拉开，李姐准是第一个进门的。
她今年四十二，头上总别着个珍珠发卡，衣服是夜市上淘的打折款，洗得发白却熨得平平整整，一点不像舞厅里的人。
她第一次来的时候，站在门口手足无措，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眼神怯生生的，像只受惊的兔子。
我看她可怜，就喊她跳了几曲，几十块钱递过去，她红着脸说了声“谢谢哥”，声音细得像蚊子叫。
后来熟了才知道，李姐离婚三年了，前夫卷走了家里的积蓄，留下她和刚上小学的女儿。
她以前在超市当收银员，一个月挣三千块，女儿的幼儿园学费就要两千五，剩下的五百块要撑一个月的生活费，买菜、买米、交水电费，哪一样不要钱？有次女儿发烧，她抱着孩子去医院，掏光了口袋里的钱，连打车费都凑不齐，最后抱着孩子走了三站路。
那天晚上，她坐在医院的长椅上，看着女儿烧得通红的小脸，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掉。
“哥，你说我能怎么办？”李姐坐在我对面，手里攥着一瓶矿泉水，指节都泛白了，“去端盘子？饭店要熬夜，我女儿没人管；去做保洁？一天才挣八十，不够孩子买奶粉的。后来听邻居说，迪乐会跳舞能当天结钱，我就硬着头皮来了。”
她第一次进迪乐会，看到男人们伸过来的手，吓得差点跑出去。
是舞厅里的杨大妈拉了她一把，教她怎么跳舞，怎么跟客人说话。
杨大妈说：“妹子，咱这不是丢人的事，咱是为了孩子，为了活下去。”
杨大妈今年五十八岁，头发白了一半，脸上布满了皱纹，是迪乐会的“老人”了。
她不像天涯舞厅的小姑娘那样穿得花枝招展。
她总是笑得很灿烂。杨大妈是农村人，年轻的时候嫁到城里，丈夫早逝，没留下一儿半女。
她年轻的时候在纺织厂上班，后来厂子倒闭了，她就靠打零工过日子。
她没有养老保险，也没有医疗保险，年轻的时候攒下的一点钱，全给生病的婆婆治病花光了。
现在她年纪大了，没人愿意雇她，迪乐会的5块钱一曲，成了她养老的指望。
“我多挣点钱，就不用去求侄子侄女了。”杨大妈坐在舞厅的台阶上，晒着太阳，慢悠悠地说，“我侄子说，让我去养老院，可养老院一个月要两千块，我哪有钱？我现在每天跳跳舞，能挣个两百块，攒够了养老钱，就回农村老家，买几亩地，种点菜，养几只鸡，安安稳稳过日子。”
她跳舞的时候，从不挑客人，不管是年轻的小伙子，还是跟她一样年纪的老头，她都乐呵呵地陪着跳。
有次一个毛头小子骂了她一句“老东西”，她也不生气，只是笑着。
杨大妈说：“我要攒够十五万块，就回老家。”有次她生病，发烧烧到三十九度，还是硬撑着来迪乐会。
我劝她回去休息，她说：“不行啊，今天少挣一天，养老钱就少攒一天。”
本该是享清福的年纪，却还要为了养老钱，在迪乐会的昏暗灯光里奔波。
迪乐会的角落里，总坐着一个不爱说话的女人，那是叶子。
她四十五岁，长得很漂亮，身材也保持得很好，不认识的人都以为她四十出头。
叶子以前是个家庭主妇，丈夫是个小老板，日子过得挺滋润。
后来丈夫的生意失败了，欠了一屁股债，两人就离婚了。
离婚的时候，丈夫把房子卖了还债，留下她和正在上大学的儿子。
儿子一年的学费就要两万，生活费还要一万，叶子没什么文化，也没什么手艺，找工作处处碰壁。
后来她听说迪乐会跳舞挣钱快，就来了。
她跟别的舞女不一样，她不爱说话，总是一个人坐在角落里，有人喊她跳舞，她就站起来，跳完一曲就又坐回去。她跳的舞很好看，脚步轻盈，像蝴蝶一样。
很多客人都喜欢找她跳舞，想多给点小费，可她从不主动要。
有次我跟她聊天，问她：“你这么漂亮，去天涯舞厅多好，那里一曲顶这儿两曲，挣得多。”
她笑了笑，眼里闪过一丝落寞：“不去，天涯的场子太闹，我不喜欢。再说，迪乐会的客人都实诚，不会乱动手动脚。”
她掏出手机，给我看她儿子的照片，照片上的小伙子阳光帅气，笑得很灿烂。“我儿子学习成绩好，明年就要考研了，他说以后要挣大钱，让我享福。”叶子的眼里满是骄傲，“我苦点累点没关系，只要我儿子有出息就行。”
叶子从不乱花钱，她的衣服都是在夜市上买的，几十块钱一件。
她每天跳完舞，都会去舞厅门口的小摊买一份盒饭，五块钱，一荤一素，吃得很香。
她说：“我以前一顿饭要吃几百块，现在觉得五块钱的盒饭也挺香的。”
有次一个客人从天涯舞厅过来，看中了叶子，想包她一晚上，给她两千块钱，她拒绝了。客人骂她不识抬举，她说：“我跳舞是为了挣钱给儿子交学费，不是为了别的。”
后来我才知道，她和前夫还保持着联系，两人一起供养儿子。
前夫现在在工地上搬砖，一个月挣五千块，她每个月在迪乐会挣的钱，加上前夫的钱，刚好够儿子的学费和生活费。她说：“等儿子毕业了，我就不干了，找个小房子，安安静静过日子。”
圆圆是迪乐会里最秀气的女人，四十三岁，说话轻声细语的，像江南水乡的女子。
她结婚二十年了，丈夫以前是做建材生意的，生意好的时候，家里有车有房，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后来丈夫投资失败，欠了一屁股债，房子也被抵押了，现在一家三口挤在一间出租屋里。
丈夫的生意不景气，每天回家都唉声叹气，夫妻俩的感情也越来越差。每个月一万块的房贷，压得他们喘不过气。
圆圆以前在家里当全职太太，从来没挣过钱，现在为了还房贷，不得不来迪乐会跳5块钱一曲的舞。
“哥，你不知道，我第一次来迪乐会的时候，哭了一晚上。”圆圆坐在我对面，眼睛红红的，“我觉得自己特别丢人，以前我也是个要面子的人，现在却要在舞厅里陪男人跳舞。”
她的丈夫知道她来舞厅跳舞，嘴上没说什么，可心里却很介意。
有次她跳完舞回家，丈夫闻到她身上的香水味，跟她大吵了一架，说她“不知廉耻”。
圆圆躲在卫生间里哭了一夜，第二天还是硬着头皮来迪乐会。
“我不挣钱，房贷就还不上，房子就没了，我儿子就要睡大街了。”圆圆擦了擦眼泪，“我儿子上高中，正是关键的时候，不能让他受委屈。”
她每天跳完舞，都会在舞厅的卫生间里换上干净的衣服再回家。
她说：“我不想让儿子知道我在干什么，我怕他会自卑。”有次她儿子放学早，跑来迪乐会找她，看到她正在跟一个男人跳舞，儿子的脸瞬间白了。
她赶紧推开男人，跑过去拉住儿子的手，儿子却甩开她的手，说：“妈，你怎么在这里？”那天晚上，母子俩在家门口的台阶上坐了一夜。
圆圆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了儿子，儿子听着听着，眼泪掉了下来，他抱着圆圆说：“妈，对不起，我以前不懂事，以后我会好好学习，等我长大了，我养你。”
从那以后，儿子放学回家，都会帮她做家务，还会给她捶背。圆圆说：“有儿子这句话，我再苦再累都值了。”
我有时候会去天涯舞厅转转，看看那些二十多岁的小姑娘，她们穿着时尚的衣服，画着精致的妆容，一曲10块、20块地挣着钱，脸上挂着无所谓的笑容。
她们挣钱是为了买新衣服、买化妆品，为了跟姐妹去逛街、去旅游。
而迪乐会的李姐、杨大妈、叶子、圆圆，她们挣的每一分钱，都带着沉甸甸的分量——是女儿的学费，是自己的养老钱，是儿子的生活费，是家里的房贷。
迪乐会的舞曲，永远是慢悠悠的，5块钱一曲，不长不短，刚好够一个女人诉说半分心酸。
李姐跳完一曲，会赶紧掏出手机看一眼女儿的班级群；
杨大妈跳完一曲，会在小本子上画个勾；
叶子跳完一曲，会望着窗外的天空发呆；
圆圆跳完一曲，会轻轻揉一揉发酸的腰。她们的舞步里，没有风月，只有生活。
前几天，我在迪乐会又遇到了李姐。她穿着一件新衣服，是女儿用压岁钱给她买的。
她说女儿这次考试考了全班第一，老师还表扬了她。
她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比舞厅里的任何一盏灯都要耀眼。“哥，我女儿说，等她长大了，要带我去北京看天安门。”李姐笑着说，眼里闪着泪光。
我看着她，又看了看旁边正在跟客人说笑的杨大妈、静静坐着的叶子、低头揉腰的圆圆，心里默默祝福：愿所有为生活奔波的母亲，都能被岁月温柔以待；愿所有踩在高跟鞋上的梦想，都能开花结果。
迪乐会的舞曲还在响着，灯光依旧昏暗。可我知道，在那些旋转的身影里，藏着一个个滚烫的灵魂，藏着一个个关于爱与希望的故事。
这些故事，无关风月，只关生存，只关母亲，只关那些在生活里咬牙硬扛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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