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8月27日黄昏，豫北一间土炕指挥所里灯火昏黄。刘伯承和邓小平对着铺开的作战地图皱着眉头，墙角的电话机不时传来前沿报告——整编第三师正在大步突进。两位首长需要一支敢啃硬骨头的队伍打破僵局，气氛紧绷得像上满弦的弓。

外面传来急促的脚步声。王近山推门而入，神情干脆，“整三师让我来咬吧！”嗓音沙哑却掷地有声。刘伯承笑着扶了扶眼镜，没有多问一句，把红蓝铅笔递给他。就这样，六纵成了定陶决战的主攻拳头。之后四十多个小时，大杨湖的夜色被枪火撕开，赵锡田终被活捉。战场尘埃落定时，王近山的风衣被炮火烧出一个拳头大的窟窿，他仍拖着伤腿到处查看战壕，嘴里嘀咕：“还剩多少弹药？”

这一役奠定了王近山在二野“猛将第一”的位置。多年后邓小平回忆那晚情景，只说八个字：“不是疯，是英雄主义。”这话流传很久，连敌军都承认：“整三师不是栽在兵力，而是败在那帮不要命的人身上。”

然而猛将也难躲意外。1947年初春，大雪封路，王近山乘吉普奔赴前沿。车轮打滑侧翻，他右大腿粉碎性骨折，被紧急送到后方。简易病房里，他苦笑着掀开被子看伤口，“这条腿还能打仗吗？”随队医生钱信忠只能实话实说，伤势太重，恐怕落下残疾。邓小平闻讯赶来，把椅子搬到床边，压低声音：“近山，腿若真残疾，照样能指挥，放心。”王近山咧嘴笑，“政委，可别食言。”一句简单的承诺，成为他日后重回火线的底气。

新中国成立后，王近山先在华东、后在北京军区任职。与敌厮杀时雷厉风行，可在家庭问题上却显得木讷。1963年，妻子韩岫岩上书中央举报他的“作风问题”，北京顿时风声鹤唳。王近山脾气倔，干脆递交离婚协议，结果一纸处分：撤职、降级、下放河南农场。许多人难以想象，那位连赵锡田都不放在眼里的“王疯子”，此刻正蹲在厂房门口修拖拉机。

时间滑到1970年底。许世友到农场调研，见老战友腰板仍挺，随即向南京军区打报告：“此人不可埋没。”几封信辗转送至中央，王近山终于被调回南京军区任副参谋长。重返军中那天，尤太忠和肖永银赶到站台迎接，三人握手半天没松开。老部下悄声说：“司令，咱们可算又聚齐了。”王近山点着头，眼眶泛红，嘴里却只蹦出一句，“行啦，上车谈事。”

恢复工作不到两年，他的身体突然报警。1974年11月剧烈呕血，被确诊为贲门癌。南京军区连夜向北京报告，邓小平当即批示：“不惜一切代价抢救。”军区把最好的专家请到病房，药品、设备自空运送达。王近山虽痛得冒冷汗，仍打趣护士：“给我多留两支青霉素，前线说不定用得着。”

1975年3月，邓小平赴江南考察，专列刚进南京站，他就对随行人员说：“先去总医院。”军区首长急忙迎上前，低声禀告：“王近山正在抢救。”邓小平摆手：“别报其他，先带我去！”病房外输液瓶排成一列，空气里都是消毒水味道。邓小平握着那只曾经挥指千军的手，声音放得极轻：“近山，部队有任务，还指望你出主意。”王近山睁开眼，嘴唇动了动，“保证……完成。”医生记录下血压数字，略带惊讶——情况竟稍有好转。

从那天起，南京军区每天向“邓办”递送病情简报，一丝波动都不敢遗漏。邓小平忙于工作，却总要等到晚十点看到简报后才休息。有意思的是，几位年轻参谋后来回忆，“那份‘王近山简报’成了机关例会的必读件。”

遗憾的是，病魔终究没有放过这位宿将。1978年5月10日，王近山病逝，年仅六十四岁。噩耗传到北京，邓小平沉默许久，只提笔在悼词里把“副参谋长”划掉，改写成“南京军区顾问”。次日，中央军委下达任命——这是国内罕见的“身后晋职”。许世友在广州得讯后，拍着桌子自言自语：“这才配得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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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殡那天，雨丝斜打在紫金山，挽联一律黑底白字。老兵们抬着灵柩经过队列，很多人下意识立正敬礼。人群里有人轻声说：“将军又要去打仗。”没人应声，但一张张坚硬的脸上，泪水混着雨水，止不住往下淌。

邓小平晚年整理文稿，取起毛笔，为《回忆王近山文集》写下四个字——“一代战将”。笔锋刚劲，没有涟漪，却足够说明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