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12月25日，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上空降下最后一面镰刀铁锤旗。北京的夜风凛冽，八十八岁的王震刚听完广播，拄着拐杖在院子里来回踱步，半晌不发一语。次年初，他南下避寒，到广州疗养。1月下旬的一天傍晚，邓力群、卫建林登门探望，三人围坐茶几旁，空气凝滞得像压了铅。
“老首长，这局势让人五味杂陈。”邓力群试探着开口。王震抬头，只吐出一句：“毛主席比我们早看了五十年！”短短十四字，却像铁锤砸在桌面，茶盏轻轻一颤。谁也没再接话，窗外木棉枝头的鸟扑闪两下飞走了。
回溯三年前，华沙圆桌会议的照片传遍世界；两年前，柏林墙的碎砖被游客当纪念品带走；半年前，戈尔巴乔夫辞职。对一名从南昌起义跟到延安，再一路打到天安门城楼的老人来说，这些画面触目惊心。卫建林后来回忆，那阵子王震吃饭只动几筷，侄女劝他“人是铁饭是钢”，他摆手嘟囔：“哪有心思。”
新中国初建，他曾被毛泽东派去修鹰厦铁路。1954年春，铁道兵开进闽北山区，药品紧缺，士兵发疟疾却仍挥镐上阵。王震跑到县政府求支援，因穿着旧军装，被门卫喝斥。县长甚至想叫公安将这个“来历不明的老人”带走。绝处逢生时，路过的许清顺认出王震，县长见势不妙，脸色煞白。事后，王震越想越心寒：基层一旦滋生特权，不出二十年便会压垮群众。那天晚上，他写在日记里——“小官僚若不治，将来要治大祸”。
其实，毛泽东对这种苗头更早敲过警钟。1932年，瑞金裁判部枪决腐败分子谢步升，仅用三天程序。毛泽东批示铿锵：“贪污不除，红旗难保。”时任瑞金县委书记的邓小平听罢拍案，连夜布置执行。同年冬，毛泽东又在干部大会上强调“士兵委员会”式的监督不可废。那年他才三十九岁，却已在思索建国后可能遇到的痼疾。
再看1944年的“甲申对”，1945年的“窑洞对”，1949年的“赶考对”，三场谈话，贯穿一条红线——警惕胜利后的腐化。郭沫若借李自成告诫“小胜即骄”，黄炎培忧心“周期律”，周恩来提醒“考场不能退”。毛泽东每次都抓住关键：让人民来监督，制度要敢碰硬。若无这一整套思想，王震在广州那句“早看五十年”便无从谈起。
东欧剧变后，国内有人疑惑：既然前车已覆，过去的路是不是全要推倒重来？王震不苟言笑：“修房子要换窗户可以，房梁不能动。”1988年，他给青年军官做报告，反复强调“改革是为了让人民过好日子，不是让特权过好日子”。那次会后，他还托秘书送去一摞《毛选》，让团级干部人手一本。
对比苏联的“告别仪式”，许多史家发现，莫斯科的红场上几乎看不到工人与士兵的身影，倒是新贵与商贾云集。石仲泉做过研究，结论直白：只要特权集团和人民对立，政权早晚要出溃口。王震读后，随手批上一行字：“民心若失，再多导弹也白搭。”
1992年的广州谈话持续不到一小时，却在随后几年被反复提起。有人问邓力群当时的感受，他沉吟片刻：“像闷雷，炸得人心里发麻。”而王震则在同年秋写下《忆井冈》一文，稿尾按了小小一行铅笔字：“欲留初心，唯有自警。”
王震逝世那一年，他办完最后一件事——筹资翻修鹰厦铁路烈士陵园的纪念碑。陵园落成时，石碑背面刻着两行他生前改定的题词：“山河易修，民心难固。古今镜鉴，切莫忘之。”旁边凿着日期：一九八九年。人们才想起，那正是柏林墙坍塌的那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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