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10月7日黄昏，一辆军绿色吉普车在北京西郊的高墙外嘎然停下。车门一开，戴着黑框眼镜、略显消瘦的沈醉被押解下来。落地的刹那，他本能地侧头打量这座外表森严的监狱——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此刻，他对未来的第一反应只有两个字：陌生。
沈醉并非无名之辈。三十年代，他在黄埔军校编入特务营，又被戴笠看中，先后掌管军统保定站、昆明站，手握生杀大权。1946年戴笠死于空难后，他与毛人凤明争暗斗，危机四伏，终被“发配”云南。两年多后，昆明和平解放，他却因卢汉擅自放走张群，被列为“重点战犯”，这一列就是十年。
如今抵京，已是风雨之后。临时接待室里，他蜷缩在木板床角，眼皮沉重，却怎么也睡不着。回想在昆明、重庆两地辗转的改造，沈醉始终揣着三分怀疑：共产党真会放过自己吗？大灯熄灭，黑暗中只剩远处哨兵踱步的碎响，这种不安被无限放大。
翌晨点名，管理员把他分到戊字胡同第二组。同屋皆是旧日对手：黄维、方靖、覃道善……最醒目的则是第一组的杜聿明。那天散步时，沈醉隔着铁栅栏看见杜聿明半坐在一具白色石膏壳内，脸色憔悴。沈醉先是一怔——对这位昔日“虎将”他曾读过《名人字典》，上面写着“已被枪决”。转念又疑：这是故意折磨？
午饭后，室友王陵基悄声告诉他：“那是给杜司令治颈椎病的治疗模具，石膏里有进口链霉素粉，医院每周检查。”沈醉将信将疑，却又暗暗纳闷：若真要报复，何必花大价钱治病？
几天后，功德林例行体检。沈醉被照X光、量血压、验痰。医生递来纸杯，语气平和：“老沈，肺部阴影较大，先做个细菌培养。”这一幕让他心头微颤——在军统时期，他见惯刀枪，极少见到对俘虏如此耐心。晚间收工时，他终于鼓起勇气走进第一组。杜聿明正靠在石膏壳上看《人民日报》，见沈醉进门，放下报纸，伸出胳膊笑道：“来啦？”沈醉握住那只瘦削但依旧有力的手，说不出话。其他人散到一旁，屋里只剩两人。
杜聿明轻声开口：“你心里肯定憋着事。其实我刚来时，比你还抵触。我肺、胃、肾三处都烂透了，真想一死了事。可他们把我当伤员，不是战犯，先治病再谈改造。”他指了指自己的石膏，“颈椎结核也是他们发现的。若在原来部队，我早就被当包袱丢下了。共产党救了我的命，这份情，我认。”
沈醉皱着眉，低声回了一句：“老杜，你真服了？”杜聿明点头：“我以前只知效忠政客，结果一败涂地。现在我靠这条命重新思考。共产党还给我生命，我说一句‘再生父母’不过分吧？”窗外秋风掠过樟树林，枯叶簌簌而落。两人沉默良久，沈醉的心却悄悄松动。
之后数月，功德林开启密集学习：上午读《共同纲领》，下午写自传，晚上讨论。沈醉写第一份自传时，仍尽量淡化罪责，管理员并未指责，只在页边轻划红线：“事实未全”“动机未实”。改完第三稿，他忽觉胸口一空：许多藏在角落里的往事不得不翻出，自己曾经的刁钻、残酷、见风使舵，都被燎原般的灯光照得通明。这种“自剖”，痛却真实。
1958年春，他随队到北京钢铁学院参观试轧车间。轰鸣炉火旁，二十多岁的学生边擦汗边介绍：“一炉出钢能顶过去半年的产量。”沈醉望着红色钢水，目眩神驰。那一刻，一个奇怪念头冒出：若当年没发动内战，这些年轻人或许躺在战壕里，哪还有机会筑炉炼铁？
回所后他在笔记本写下一句：国家向前，我不应后退。字迹潦草，却是思想脱壳的伏笔。
1959年9月，《人民日报》头版公布《特赦十周年改恶从善者决定》。当天傍晚，曾任川军总司令的王耀武拿着报纸冲进室内，大喊：“有戏了！”人群像被点燃，沈醉也挤过去看。公文白纸黑字写着：对确已改恶从善、解放以来表现突出的战争罪犯实行特赦。喜讯之后，是一片期待。
然而12月4日的首批名单里没有沈醉。他笑不出来。散步时，他闷声对杜聿明嘀咕：“看来我没戏。”杜聿明拍拍他肩膀：“十年期限你还差三月，别急，标准摆那儿呢。”一句话胜过长篇劝慰。沈醉扯出个苦笑：“行，我再熬。”
1960年11月25日，第二批特赦下达。名册第三行写着“沈醉”，年龄四十八岁。办理手续那天，他在宣誓簿上写下七个字：愿为人民做事。交还笔时，手是轻的，背却汗湿。十二年囚笼生活，终于锁上了门，却也打开一条他未曾设想的通路。
随后，他被安排到北京郊区农场劳动，翻土、插秧、养兔，脊背晒得黝黑。农村空气混着泥土和麦草味，让这个曾经手握生杀的特务第一次体会到“汗水换粮食”的实在。1962年，他调入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任专员，整理军统档案，偶尔撰写回忆。那支旧钢笔写下的，不再是密令，而是自省与劝诫。
1979年，中央确认他属于“参加云南起义人员”，待遇从战犯转为副部级离休干部。老同学聚会，宋希濂打趣：“老沈，当年给别人套口袋押送的是你，如今坐着小轿车来的也是你。”众人哄笑，他自嘲一笑：“人生起落，妙得很。”
1984年夏，他在日记里留下一句：从拒绝到接受，从敌视到理解，这条路走了三十年；历史不怕真相，怕的是自欺。笔锋一顿，又添上一行：“谨奉此身，报于斯世。”无须再多言，他的心迹已然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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