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很少谈起父亲，一次和亲属闲聊时，他说：我对父亲是同情的|老舍

1974年仲夏的一个黄昏，西花厅的窗外蝉声正烈。周恩来批阅完文件，招呼侄子周秉钧留下来喝碗茶。闲谈间，老人忽然提到多年未提的父亲，轻轻一句：“我对父亲是同情的。”话音不高，却把在场人都说愣了。这是那位久负盛名的总理极少流露的柔软角落，由此也牵出一段并不张扬的父子深情。

时间回到1907年，淮安府城南的那处庵堂内，万氏的灵柩久久未能下葬。周劭纲站在漆黑的佛龛前，听着风穿过木窗，心里翻滚的却是“怎么办”三个字。妻子去世，他分文无着，还得筹出“上等楠木棺”的费用。正是这一幕，让周家长子——尚在读私塾的恩来，第一次看见父亲眼底的无奈。从贫寒起步的父亲，把重情义四个字深深刻进了孩子的记忆。

父亲的流转，从此没有停过。1910年代，他辗转武汉讲学、又去东北帮人记账，月钱寥寥，最多不超过三十块大洋。“够糊口就行。”这是他对外人常说的一句话。有人不解，他笑笑：“我识得几个字，卖卖笔墨，总能哄得日子过去。”这股淡泊劲儿后来在周恩来身上被放大——外交场合里那份从容，多少与此有关。

1922年，周恩来在法国蒙塔日写来一封家书，洋洋千言，劝父亲“莫为儿悬念”。周劭纲读完，反笔写了短短一百字回信：“书到，心安。你志在强国，为父不拦，只盼谨慎。”言语简单，却给了年轻人最实在的支持。那一年，父亲五十，儿子二十四。

五年后，上海风云骤变。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前夜，周恩来在极其嘈杂的阁楼上匆忙布置工作。有人敲门，他一惊，推门见父亲拎着一只老旧皮箱站在雨里。父子对视几秒，父亲率先开口：“我给你送几包干粮，还能跑腿。”没有多一句寒暄。随后三个月，他真成了“机要联络员”，默默守在法租界的弄堂口，递暗号，传纸条，险象环生却从不掉链子。周恩来后来回忆这一段，用的是“他本事不大，却尽了全力”。

1935年，父亲好不容易把妻子迁葬回淮安。棺木下土时，他把煎熬了二十八年的担子终于放下，却也把省下的银元花了个干净。亲友劝他留在老家养老，他偏要再去上海“听听新闻”。真实原因只有他自己清楚——寻找关于儿子的只字片语。“报上的一句话，足够我睡个好觉。”他这样解释。

1938年春，武汉抗战形势急，周恩来给父亲写信相邀。白发老人在三等舱里摇了八天，才靠岸汉口。那晚，总理正在文协会议上发言，提到“老父今晚十点到”时，眼圈突然红了。会场掌声久久未停，这一幕被老舍记录下来，成为亲情照进烽火的一帧纪念。

抗战岁月里，父亲搬过长沙、贵阳，最后落脚重庆红岩。事情不大，却离不了他：修仓库、记物资、给家属读报。日子清苦，他却乐呵呵。偶尔同警卫闲聊，还会打趣说：“我这辈子最大的本事，就是没给儿子添麻烦。”

1942年，周恩来因小肠疝气手术住进歌乐山医院。办事处担心老人多想，瞒住了消息。偏偏同一时期，周劭纲染上疟疾，高烧四日不退。临终前，他反复呢喃一句：“恩来怎么还不来？”邓颖超握着他的手，含泪答：“他马上就到。”老人点点头，却再也没醒来。讣告登在七月十五日的《新华日报》，不足百字的告别，道尽了“抱恨终天”。

守灵那夜，周恩来拖着未愈的伤口孤坐灯下，众人劝不动。天亮时，他只说了句：“早知如此，昨夜再疼也要跑出来。”随后亲自操办葬礼，把父亲安葬于红岩山麓。棺旁新立青石碑，款识只有姓名与生卒，朴素得近乎简陋。有人疑惑，他摇头：“父亲生前最怕排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