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看一张小小的“无犯罪记录证明”，对于当事人来说开具却难以登天，最近我们一连碰到了很多类似的咨询。
1.行政违法记录被载入“无犯罪记录证明”：
有当事人来向我们咨询，他在求职时被公司要求出具“无犯罪记录证明”，然而，基层派出所在出具证明时，却在证明记录中清楚载明了他的行政违法行为，以致其失去了来之不易的工作；
2.只能开具“无违法犯罪记录证明”
另一名当事人也来求助，他十几年前因年少不懂事受到行政拘留处罚。虽然早就痛改前非、本分做人，但在向基层派出所申请“无犯罪记录证明”用于求职时，派出所却称只能开具“无违法犯罪记录证明”，并以该行政违法记录为由拒绝了其申请，致其生活陷入窘境；
3.“相对不起诉”仍然被视为犯罪记录
还有当事人也反映，他之前因盗窃行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后检察院审查起诉后以“犯罪情节轻微”作出了“相对不起诉”决定，他本以为自己可以过上正常生活，哪知道却在“无犯罪记录证明”上碰到了麻烦，当地公安机关以其有犯罪记录为由拒绝开具。
2021年，《公安部关于印发<公安机关办理犯罪记录查询工作规定>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已经正式施行，虽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犯罪记录查询工作，但该《通知》仍不尽完善，尤其是对行政违法记录的查询及出具并未提及，导致当前“无犯罪记录证明”开具仍然存在不规范不统一的问题，出现上述乱象。
那么，“无犯罪记录证明”究竟应该怎么开具呢？
（一）公安机关只能开具犯罪记录证明，而无权开具“无违法犯罪记录证明”，更无权在“无犯罪记录证明”中注明行政违法情况
司法裁判认为:公安机关开具“无违法犯罪记录证明”“无犯罪记录证明”等行为属于对当事人权利义务产生影响的行政行为。公安部自身在官网上将“无犯罪记录证明”的开具归为行政确认行为，无论如何，证明开具行为属于行政行为的一种，因而必须具有明确的职权依据。
2012年，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印发了《关于建立犯罪人员犯罪记录制度的意见》，该文件明确公安机关有权处理与犯罪记录相关的查询申请，为公安机关出具犯罪记录证明提供了政策依据。然而，该文件并未包括“行政违法行为”的查询。
2021年公安部印发的《通知》亦只明确，公安机关应仅针对刑事犯罪记录进行查询和证明。由此可见，从行政法“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基本原理出发，公安机关只能开具“无犯罪记录证明”，无权开具“无违法犯罪记录证明”，更无权在“无犯罪记录证明”中注明行政违法情况。
（二）公安机关无权将“相对不起诉”等视为犯罪记录而拒绝出具“无犯罪记录证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
《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明确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因此，经检察院作出相对不起诉的公民即便有犯罪情节，但从法律上讲仍是无罪之身。
（三）对公安机关拒绝开具、错误开具“无犯罪记录证明”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
诚如前文所述，公安机关开具“无犯罪记录证明”行为属于对当事人权利义务产生影响的行政行为，因此，如当事人对公安机关错误开具“无犯罪记录证明”、拒绝开具“无犯罪记录证明”不服，可以尝试采取行政诉讼或行政复议解决。
典型的最高院判例如：“宋某某与山阴县政府治安管理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23）最高法行申1775号裁定】。在该案中，宋某某要求山西省山阴县公安局岱岳派出所为其出具《无犯罪记录证明》。但岱岳派出所在查阅后发现宋某某虽无犯罪记录，但存在三次违法记录，因此于2022年7月11日向其出具了《有违法犯罪记录证明》。
宋某某不服《有违法犯罪记录证明》行为，在申请行政复议后又提起了诉讼。
本案在历经一审和二审判决后，宋某某均被驳回诉讼请求。
在最高院再审裁定中，最高人民法院最终认为，“……岱岳派出所出具的涉案证明内容符合相关规定，但将标题写成‘有违法犯罪记录证明’不准确。据此，山阴县政府作出被诉行政复议决定，撤销岱岳派出所出具的涉案《有违法犯罪记录证明》并责令岱岳派出所重新出具“违法犯罪记录证明”。对于宋某某要求的其他复议请求，山阴县政府认为不属于行政复议受理范围予以驳回，并无不当。一、二审判决驳回宋某某的诉讼请求亦无不当
从本案结果来看，比较遗憾的是，最高人民法院仍旧默许公安机关在出具《无犯罪记录证明》时，可以在证明中标注出申请人的违法记录，但这显然与当事人想要获得的证明相去甚远。可见，虽然此类争议能够通过司法途径寻求救济，但救济结果可能并不如人意。
法治的核心在于确保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和尊严得到尊重和保护。这不仅仅意味着对于守法公民的权益要给予充分的保障，同时也要求对于违法犯罪者，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为纯粹的惩罚和威慑对象，而应当尊重其作为人的基本尊严，保护其应有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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