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5月的金边街头热浪翻滚，刘少奇代表团的车辆却稳稳驶过。车队最后一辆吉普里，罗青长半侧着身子，盯紧两侧屋顶——他是前方安全领导小组组长，只要有人突然探出枪口，他必须在零点几秒内作出判断。那趟出访平安收官，柬埔寨王室礼节周全，外人只道是外交成功；幕后的罗青长却更在意另一件事：机密线路回传的数份电报都交到了北京西长安街，落款永远是周恩来。
罗青长与周恩来的关系，就像密林里互相标识前进方向的两支侦察队。1938年在西安办事处，他第一次听到周恩来亲口说“机要安全一刻不能松”。彼时的他还不满二十岁，夜里抄写密码稿，冷得手指发抖，却从那句话里听出了信任的分量。此后三十多年，两人隔着大量暗号、暗语、暗线，却始终在同一条隐蔽战线上并肩。
时间拨到1971年5月，人民大会堂西大厅，港澳事务与对台情报联合碰头会刚开到一半，外面风声大作。罗青长正向周总理汇报一份福建沿海截获的无线电记录，忽然有工作人员递进一张小纸条——“邓大姐来电，请到值班室接线”。罗青长放下文件，快步离场。
电话里邓颖超压低嗓音：“小罗，你们今晚别拖得太晚，恩来尿里有血，身体吃不消，这个情况一句都不要往外说。”短短一句，让久经风雨的罗青长心头一沉。他应声：“明白，绝不外传。”放下话筒，他深吸了口气，仿佛又回到长征草地那一晚，必须咬牙硬扛的日子突然袭来。
那年头，看似风平浪静，其实台海暗流汹涌。1970年底蒋经国在台北提出“搏千秋计划”，试图重新界定与美国的军事依赖。北京方面立刻调整口径，周恩来多次召集罗青长、钱家栋商讨“疏堵并用”，一句“争取但不触碰底线”反复被他强调。罗青长回忆，那是自己跟在总理身边最紧绷的几个月，白天开会，夜里审电报，甚至连梦里都是密码本。
邓颖超的保密电话之后，周恩来仍照常出席会议。5月中旬，他批准《对蒋系上层人士联络提纲》，并在稿纸右下角写了“急行”两个字。医生提醒他注意休息，他摆摆手：“台湾那边耽搁不起。”会场里的许多干部并不知道总理刚结束输血，只觉得他比以前更消瘦。
罗青长私下劝过一次，总理笑了笑：“你们拼命跑第一线，我总不能在后面躺着。”那笑容里带着倔强。哪怕输液管还扎在手背，他也要把笔记整理完再合上皮夹。罗青长只能暗中调整节奏，把情报提纲尽量压缩，让总理少看几页纸。
对台统战工作的很多细节，如今翻看档案才能看到端倪。周恩来特别点名“不要忘记在台湾的朋友”，名列其间的不止张学良、郭冠英，还包括当年在重庆竭力保护毛泽东安全的宪兵司令张镇。张镇已于1950年客死台北，可总理仍数次提到此人，每每说起都要补一句：“历史得给人留名分。”
1975年12月20日凌晨，罗青长被电话铃声惊醒。总理卫士张树迎在另一端，语气罕见地慌乱：“总理要见您，马上来医院。”冬夜的长安街空荡无声，黑色轿车一路疾驰。病房灯光惨白，周恩来高烧不退，面色蜡黄。他缓慢抬手示意众人退下，低声向罗青长交代三桩事：持续追踪蒋经国对军方的整顿、疏通张学良归国的民间渠道，以及——“骨灰撒到黄河入海口，让潮水把我带去宝岛。”
说完，他的神智开始涣散，握着罗青长的手却依旧用力。那一刻，谁都明白这也许是最后一次指示。半小时后，罗青长走出病房，夜风灌进走廊，他把作战笔记紧紧压在胸口，像曾经护送电报那样慎重。
1976年1月，国务院治丧办公室成立，罗青长被任命为副主任。筹备期间，他对医务组反复确认骨灰处理的技术细节——不能装进骨灰盒，要研磨得极细，确保能随水流散开。1月15日晚的专机划过中原上空，舱门开启一瞬，灰白色的尘粒在寒风中扬起，机上所有人都默然无语。那抛撒位置，正好位于黄河三角洲外缘。
外界后来猜测，周总理最后为何只召见罗青长而非其他情报首长。部分答案藏在1955年“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侦破里——罗青长亲自制订反侦听方案，协助港澳地下交通站擒获重要嫌疑人；也在1962年台海前线的“秋风”计划中——他临时修改渗透路线，为大陆挽回了关键局势。信任不是凭空降下，是一次次背靠背的生死考验里磨出来的。
1983年秋，罗青长在国家安全部成立后仍被高层请出山，担任特聘顾问。有人劝他写回忆录，“你那些传奇经历，足够出好几本书”。他摆手：“真写完，还怎么保密？”后来在记者追问下，他只透露一句：“邓大姐那晚的嘱咐，我永远记着。”话到此处，再无下文。
1993年9月，他在一次内部座谈会上第一次完整谈到1975年病榻旁的对话，语调平缓，好像只是复述一份普通公文。但听者心里明白，长约十分多钟的密谈，锁住的是周恩来对台湾人民的牵挂，也是冷战尾声时期最柔软的一抹人情。
周恩来去世四十余年，台海仍未画上句号。黄河入海口潮起潮落，那把灰早已随海流飘散。罗青长后来常对年轻情报干部说，真正的机密未必写在档案袋里，而是写在每个人的担当里。信任二字，不见血不见火，却比任何钢铁都要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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